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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赋自由与政府不干预说（第2页）

因此，自由主义者对政府实施优先政策，如肯定行动（Affirmativea）进行了批判。

他们认为，个体的就学、就业应该完全以才能和实力为标准，因为，这一标准保证了所有人完全平等地进行竞争，确保胜利唯有通过个人的努力（而不是上层精英阶层的指定）才能获胜。

[11]如果承认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具有与他人一样重要的生活，那么具有同样资格的其中一方（如白人男性）为什么被选择出来做出牺牲。

如果这样的诘难是合理的话，那么，所谓优先政策就破坏了自由的原则。

在他们看来，个人身份、地位或财富的大部分差异归根结底可以被认为是机会的产物，是他们幸运（或不幸运）所继承的遗传因子。

[12]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处境不利者”

的存在不是由于历史的、社会的问题（其假设前提是社会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平等的机遇），而是由于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包括能力和条件的差异），或者由于偶然的机遇等。

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是近乎公正的。

[13]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因此它是在合乎正义的原则获得的所有物。

一个人幸运地成为一个白人，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继承了父母的天赋等在道义上并不能为他们因此就屈从于优先政策进行辩护。

C.詹克斯的研究似乎也佐证了这一点。

他和他的同事在研究家庭和学校教育对流动的影响时总结说：

贫穷首先并不是继承的，出生于贫穷的孩子往往比别人更有机会结束贫困，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有着很大的经济流动。

一个家庭中兄弟间的经济差距就和社会上存在的差距一样大……在考试中取得高分的人之间与社会上的一般人一样也有许多经济上的不平等。

我们的研究发现，许多解释经济上不平等的理论都不正确。

我们不能把经济上的不平等首先归罪于一个人靠遗传获得的理解抽象事物的能力，因为，获得相同成绩的人之间存在的经济的不平等与社会的不平等一样普遍。

我们也不能责备父母，说主要是由于他们才把不平等的经济地位传给了他们的子女，因为尽管许多父母经济地位相同，但他们的子女的经济地位就像一般人的经济地位一样大相径庭。

我们也不能把经济不平等的原因归罪于学校，因为学校之间的差别似乎对学生成绩产生很小的影响。

经济上的成功似乎依赖各种运气和工作才干，这些才干只与家庭背景、学历和考试成绩保持着松散的联系。

[14]

因此，以成绩和能力为基础，但又不完全依赖这两者的不平等状况的存在构成了不公正的事实。

进一步的批判存在于对政府干预的合法性的质疑以及对干预的实际效果和可能带来的后果上。

诺奇克指出，在西方社会中，没有任何集中的分配，任何人或任何群体都没有资格控制所有的资源，都没有资格共同决定如何把它们施舍出去，[15]政府的干预不仅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反而还会损害自由。

例如，优先政策阻止学校选择更合适的学生。

而在哈耶克看来，那些许诺通过政府计划能够带来更大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主张，事实证明是一条通向奴役的道路。

他引用沃尔特·李普曼博士的话指出：

当人们放弃自由，转而强制性地将事务加以组织起来的时候，情况会怎么样。

尽管他们期望一种更富裕的生活，但他们在实践中肯定放弃了这种愿望；随着组织管理的增加，目标的多样化必定会让位于一体化。

这是对有计划的社会和人类事务中独裁主义原则的必然报应。

[16]

批判的声音还有对在优先政策中受惠群体的关怀，认为这一政策会损害他们中一些人的自尊，因为，如果没有那些政策，他们能够同样获得机会，但他们无法判定自己不在受益者之中。

[17]

简而言之，自由主义所代表的，乃是一种“保障个人权利”

，“缩减政府功能”

的原则。

他们主张每个人都有权利依据他所选择的方式生活，只要他尊重别人同等重要的生活。

[18]进一步而言，他们坚信，自由的竞争不仅有利于个人自由的维护，而且有利于平等的实现。

因为它给予每个人同等实现自己意愿的机会。

国家既不是个人自由的保护者，也不能凌驾于个人自由之上，因为它与每个人都应对自己的命运负责的信念是相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