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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冲突与融合改革开放时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第1页）

第二节冲突与融合——改革开放时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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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办学管理体制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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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后，为了应对工作重心的转移和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迫切需要，政府不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但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不同时期表现出较大的起伏。

下表勾勒了不同时期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情况。

表5-320世纪70年代到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同期主要政治事件比照

续表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前，高等教育基本上属于精英教育，199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3.4%，从1999年扩招开始，中国高等教育开始向高等教育大众化迈进。

1999年普通高校招生数比1998年增加了47.4%，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15%，2006年达到了22%。

从普通高中升学率来看，也从90年代初的27%，增加到2010年的83.3%。

见图5-4。

图5-41949—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普通高中升学率（%）

图5-51996—2006年普通高校招生年增长率（%）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要求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随之变革，逐步形成了三级办学，以省为主的办学管理体制。

“**”

之后，为了应对经济建设对大规模人才的迫切需求，教育领域重提了“两条腿走路”

和“两个积极性”

的办学方针。

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提出，高等教育要实行多种学制，在办好四年或五年制普通高等学校的同时，大力发展两年和三年制的高等专科学校。

同时，大力发展电视、广播、函授、夜校等业余学校，在厂矿企业、财贸部门、研究设计机构和农村积极发展业余教育，使大量的在职干部、工农兵群众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通过这些途径达到中专或大学水平。

另外，加快建设新的高等学校，做到每个省、市、自治区都建立起各有特点的高等教育体系。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为了调动各级政府办学的积极性，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体制。

中央部门和地方办的高等学校，要优先满足主办部门和地方培养人才的需要，同时要发挥潜力，接受委托，为其他部门和单位培养学生，积极倡导部门、地方之间的联合办学。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体制初步形成。

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三级办学体制的规定，国务院颁布了《高等学校管理职责暂行规定》和《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同时，一些省（自治区）对下属中心城市如何管理所属高等学校也做出若干规定，初步奠定了三级办学体制的法律基础。

在传统上高等教育发达的地区，如东部和中部的部分省份，基本上建立起三级办学体制。

以1988年辽宁省普通高校为例，全省共有高等院校63所，中央各部门所属院校25所，占39%；省级各部门所属院校19所，占30%；地市级各部门所属院校19所，占30%；重点高等学校4所，占6%；地市级城市办学，最为典型的就是各个地市基本上都开办了师范专科学校。

鼓励地市级中心城市办学，不仅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紧密集合，而且有利于扩大高等教育的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两级办学体制的不足。

不过在西部、边远以及中部的部分省份，如四川、贵州、云南、甘肃、宁夏、青海、海南、山西、内蒙古等，基本上还是中央和省两级办学，并且以省级为主的办学体制。

[1]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办学体制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条块分割的局面依然突出。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高等教育领域学习苏联经验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国家集中计划，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别办学并直接管理的体制，这种办学体制是与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它对于迅速接管和改造高等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各行业所需的专门人才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1958年到1960年间，这种办学体制由于被认为抑制了地方的办学积极性而被打破，形成了以地方办学为主的局面。

但是，高等教育的“大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