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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晚年在上海的教育活动（第5页）

许多大学的学生来请他演讲，因为时间关系，他只接受了5个大学的邀请，做了著名的“北京五讲”

。

1932年11月22日，鲁迅到北京大学第二院（即今沙滩后街55号人民教育出版社大院）演讲，讲题为《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同日，又前往辅仁大学演讲，讲题为《今春的两种感想》。

以上两份记录稿均经鲁迅改订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24日下午，鲁迅到北京女子文理学院讲演，题为《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

27日下午，鲁迅到北师大讲演，题为《再论第三种人》。

28日上午，鲁迅到北京中国大学讲演，题为《文艺与武力》（另一说为《文学与武力》）。

这几次演讲听众都很多。

特别是1932年11月27日在北师大讲演的那一次，正值星期日，校内校外听众人山人海，风雨操场容纳不下，改为露天演讲，有的听众竟爬到树上听。

当时正是“九一八事变”

一年以后，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并酝酿把战火扩大到关内的严重时刻。

国民党反动派对外执行“不抵抗主义”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的大好河山、**我们广大人民群众时，反动派对内执行“攘外必先安内”

的反动政策，大肆镇压爱国运动。

在国难临头、民族垂危的恶劣形势下，当时青年学生的思想是很紊乱的，不少人存在悲观、失望、没有出路、做亡国奴等糊涂思想。

鲁迅这几次讲演，给青年指明了方向，起了唤起群众、宣传群众、鼓舞群众、教育群众的重大作用。

鲁迅在光辉一生的最后9年，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面对内外敌人的疯狂进攻和残酷迫害，他英勇战斗，毫不退却。

他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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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9年，他虽然已不在学校担任教职，但仍然继续参与教育战线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28年，鲁迅在自己主编的《语丝》第32期上发表了冯珧的《谈谈复旦大学》，揭露当时复旦大学的一些腐败现象。

站在复旦大学当局一边的一些人表示不满。

泮楚基虽然不得不承认复旦当时有“美国化商业化的趋势”

，但又为校方辩护。

章达生除了为校方辩护以外，还攻击鲁迅“袒护”

冯珧。

鲁迅发表了泮楚基、章达生的来信，又另行发表宏芬进一步揭露复旦大学腐败现象的文章《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对敢于揭露教育界黑暗面的青年学生予以支持。

不料，这件事竟触怒了已成为国民党党棍的复旦大学毕业生许绍棣，成了鲁迅不断遭受迫害的原因之一。

鲁迅后来揭露了许绍棣的卑劣行径。

他说：“……例如我那《二心集》被删剩的东西，书店改名《拾零集》，是经过检查的，但在杭州仍被没收。

这种乱七八糟，自然是普通现象，并不足怪，但我想，也许是还带着一点私仇，因为杭州省党部的有力人物，久已是复旦大学毕业生许绍棣老爷之流，而当《语丝》登载攻击复旦大学的来函时，我正是编辑，开罪不少。

为了自由大同盟而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也是浙江省党部发起的，但至今还没有呈请发掘祖坟，总算党恩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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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反日爱国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鲁迅写了大量杂文，给予有力的声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