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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晚年在上海的教育活动（第7页）

国民党反动派“迁移古物和不准大学生逃难”

，是因为大学生“不值一文钱”

，而古董文物“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

。

国民党反动派一面劫持古物，弃城南逃，一面却对大学生临难疏散横加指责，目的在于转移视线，掩饰其在国难当头时不但卖国投降，而且不顾大学生死活，不要国土，不要人民，妄图乘机大发“国难财”

的卑劣用心。

鲁迅指出，当时北平还有大批大学生因开会被捕，罪名是“借口抗日，意图反动”

，可见“不逃的也还有”

。

对“逃难”

的大学生，他殷切地期望他们“脱出诗境，踏上实地”

，投身到切实的抗日救亡斗争中去。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爆发了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即轰动全国的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

鲁迅立即给予热烈的赞扬和有力的支持。

在当天写的《“题未定”

草（九）》中，他说：“刚刚接到本日的《大美晚报》，有‘北平特约通讯’，记学生游行被警察水龙喷射，棍击刀砍，一部分则被闭于城外，使受冻馁，‘此时燕冀中学、师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纷纷组织慰劳队，送水、烧饼、馒头等食物，学生略解饥渴……’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

鲁迅坚信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是反动派阻挡不了的，他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但他主张采取徒手请愿之外更加有效的方式来战斗，他说：“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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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

爆发后，鲁迅对此一直极为关注。

当年年底，东北大学学生共产党员陈蜕（邹鲁风）代表北平学联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的工作，鲁迅亲切地接待了他，给予热情的帮助，并关心地询问北平学生两次示威游行和学生被捕的情况。

[111]

1936年6月，《救亡日报》记者芬君访问鲁迅。

鲁迅在病中同他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对“一二·九”

学生爱国运动的意义做了高度评价。

他称赞学生“特别是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中感觉最敏锐的前哨战士”

。

他们的救亡运动“不难影响到全国，甚至影响到目前正徘徊于黑暗和光明交叉点上的世界”

。

“一二·九”

和“一二·一六”

示威游行后，共产党及时指出：单纯的学生运动是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的，青年学生必须到工农群众中去，发动千百万工农群众起来进行武装的民族自卫战争。

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平津学生3000多人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

，深入工农群众，宣传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