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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与比较教育（第1页）

第三章我与比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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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中国，走向世界

一个愚蠢的笑话——我对终身教育的认识

1971年联合国恢复我国的合法地位，相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恢复我国的席位。

1972年我国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教授代表中国出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七届大会。

1974年我国正式派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八届大会。

代表团由5位正代表、5位副代表、3位顾问组成。

我作为教育方面的顾问参加了这次大会。

当时根据“**”

中的思维方式认为联合国是帝国主义的表决工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不例外，但是可以利用这个论坛去“反帝反修”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和联合国大会一样是一个马拉松会议，长达50天（现在为了节约经费，已经缩短到20天）。

会议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会辩论，约20天，每个国家的代表团长要在会上发表演说，亮明本国的观点。

我国当时的观点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具体是反对欧安会，反对跨国公司。

第二个阶段是分委会审议，分5个委员会，即教育委员会、科学委员会、文化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等，会期也是20天，也是先一般辩论，然后讨论计划。

第十八届大会刚好遇上制定中长期规划，因此就要讨论中长期规划的各个项目并逐项表决。

第三阶段又是大会，会期10天，各国代表就已经决定的问题发表意见。

50天中大会、小会中间有些交叉，3个阶段不是截然分开的。

背景资料：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八届大会所通过的《关于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建议（修订案）》（RevisedReendatiTedVoalEdu）中，把职业技术教育的范围或阶段规定为：（1）普通教育中的技术和职业教育；（2）为就业做准备的技术和职业教育；（3）作为继续教育的技术和职业教育。

1974年第十八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还通过了《关于促进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的教育及涉及人权及基本自由的教育的建议》（ReendatiEduforIi，Co-operationandPeadEdurelatingthtsaalFreedoms）。

从内容上看，它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贯倡导的和平与合作教育、国际理解教育精神的体现，同时又是在新的政治、经济和科技相互依赖的条件下对国际理解教育的深化和发展。

在此文件的倡议推动下，许多国家的中小学乃至大学都实施了国际合作学校教育（开展了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实施了国际理解与合作教育），以消除种族的、宗教的歧视，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为人类个体发展提供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1974年11月在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八届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在凡尔赛宫门前合影（自右到左分别为鲁毅、顾明远、刘作述、林军、李迺清）

为了参加这次会议，我们在国内做了充分的准备，一个月以前就集中学习，阅读有关材料。

当时我负责教育委员会的材料。

教育界就我一个人，与我同行的只有英语翻译——我校英语系的青年老师李迺清同志。

我是用俄语作为工具语言的，但会议上使用英语比较普遍，所以就备了一位英语翻译。

在国内准备的时候，我看了有关教育的100多条提案，提案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非洲、拉美的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注普及初等教育、扫除文盲，并要求立项援助。

因为发展中国家很穷，文盲很多，儿童没有受教育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