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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欧琐记（第1页）

访欧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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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什么叫终身教育

我曾经三次访问法国。

第一次是1974年。

那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恢复我国的席位不久，召开第18届大会，我作为代表团的顾问出席了这次大会，在巴黎住了50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会可谓马拉松会议。

会议日程大致是这样安排的：第一阶段是全体大会，进行一般性辩论，各成员国的代表团长发表政策性演讲，大约开20天；第二阶段是分成五个委员会分别讨论教育、科学、文化、财务等具体问题，首先也是一般性发言，然后是表决各成员国的提案，大致也是20天左右；第三阶段又是大会辩论，约10天。

近些年来，为了节约经费，会期已缩减了一半。

我参加的是教育委员会。

当时是“**”

后期，代表团的任务主要是去“反帝反修”

，因此主要力量都放在大会辩论上，另外是会下与其他国家的代表团频繁接触，争取他们的支持。

所以不大重视分委员会的工作。

我在这次会上第一次接触到“终身教育”

的问题，并且还闹出了笑话。

开会之前，中国代表团做了认真的准备，在国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研究各种文件资料。

我负责教育方面的资料。

教育方面的提案有一百多条，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提出要为扫除文盲、普及初等教育立项；另一类是提出要为成人教育、终身教育立项。

前者都是一些不发达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提出来的；后者则是工业发达国家提出来的。

什么叫终身教育？使我犯了难。

学习研究了20年教育，却不知道什么叫终身教育。

问问周围的学教育的人，也说不知道。

于是当时就认为，既然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提出来的，肯定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我们不能支持。

等到表决立项时，凡是扫盲、普及初等教育的项目，我都举手赞成；凡是终身教育的提案，我都投了弃权票。

当时阿尔巴尼亚与我国关系较好，他们的代表坐在我的右前方，他总是回头来看我，见我举手他就举手，见我不举手他也不举手。

有一次，法国教育部长在凡尔赛宫举行招待会，招待各国代表。

聊天交流时有一位澳大利亚的代表问我：“中国是怎样解决青年的失业问题的？”

我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我说：“中国没有失业问题，中国的中学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农村有广阔的天地。”

当时觉得立场很坚定，现在想起来都感到脸红。

“**”

后我们才知道，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通过了终身教育的议案，以后，许多国家都把终身教育列为教育改革的课题，并立法执行。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成立了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由曾任法国总理的埃德加·富尔为主席，通过调查研究写出了一份报告，即著名的《学会生存——世界教育的今天和明天》一书。

该书详细地论述了战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变化，指出学习社会已到来，只有终身学习才能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终身教育被列为现代教育的重要标志。

可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我国正在大搞“**”

，不仅闭关自守，而且夜郎自大，对外界新鲜事物一概不知。

1980年当我研究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时才发现，其实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说过：“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