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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美的爱陶行知一家1（第10页）

陶刚哥虽出身于一个名人之家，但他并没有辜负先父的期望。

他的一生是平凡而崇高的，他既不愿踏入酒肉臭的朱门，亦不愿踏入达官贵人之境，他视高官厚禄富贵荣华为粪土。

在这一点上我们四个兄弟都是这样，不过陶刚哥更为突出。

陶刚哥早年曾在晓庄小学学习，后在南京晓庄佘儿岗儿童自动学校、上海山海工学团工作学习。

抗战爆发后在安徽屯溪半工半读，在徽州日报馆当报童。

后来在广西桂林临桂教养院农场工作。

1942年到1947年在四川省合川县草街子古圣寺育才学校农场工作。

1947年到1979年退休一直在上海育才学校及其中学部、上海行知中学（育才学校后身）工作。

他在育才学校工作长达37年之久（我们兄弟四人：陶宏、陶晓光、陶刚和我均在育才学校任教或工作，但以陶刚哥工作的时间为最长）。

陶刚哥是铁心痴情地追随爸爸，为爸爸发动的人民教育运动，即生活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全面教育运动及民主教育运动，做到贯彻始终，愿力无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陶刚哥是我们兄弟四人中最受苦难的一个。

他先天不足，身体瘦小而虚弱，晚年时又患严重的冠心病及肺气肿。

正是他在生理上的不利因素使他不能从容上学求知。

但他比一些受较多学校教育的人更具有崇高的精神与优秀品格。

尤其使我十分钦佩的是，他有着伟大的宏愿：“我要做一个真善美的农人来为抗战效力。”

1943年他来到爸爸在四川省合川县农村草街子的凤凰山古圣寺创办的育才学校，以开荒种地来帮助爸爸渡过办学难关。

陶刚哥在一生中深受日本帝国主义迫害和国民党政府消极抵抗与贪污腐化之苦。

1942年日军进犯湘桂，陶刚哥深受战火之苦难，冒着生命危险，饥寒交迫，拖着病体长途跋涉千余公里由桂林来到了陪都重庆，找到了爸爸。

由于他深受长途跋涉之苦得了垂危之病。

我见他全身包括四肢淋巴腺严重发炎、脓肿、溃烂，脓血都分不清，甚至于在双腿尤其是关节处的肌肉溃烂得连骨头几乎都要露了出来。

我见到如此惨不忍睹之状以及他十分痛苦的情况时，我热泪满眶。

幸而爸爸对他的病因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急送到一家好医院进行了有效的治疗，这样才挽救了陶刚哥的性命。

爸爸在1941年10月14日给育才学校马侣贤副校长的一封信中写道：“学校难关将渡过，大家尚须齐心努力，争取最后胜利，以跃入创造之境。

我们正在急水滩头挣扎，撑篙的、拉纤的、掌舵的都要随处留神，在扼要处着力，自能安达彼岸。”

陶刚哥他的大半生献身于育才学校，他不愧为爸爸如上所说的育才学校这艘真善美的大船上的一名真善美的船工，他与育才学校全体同志共同努力以安达真善美的彼岸。

八、真善美的爱鼓舞着我前进

我是爸爸最小的儿子，如今已是七十多岁的老叟了。

1924年农历11月17日我生于北京。

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爸爸的“真善美的爱”

及其伟大教育思想给了我极大影响。

记得在我小时爸爸就教导我说：“现在做一个小孩子，要知道三件事：第一，民族解放的大道理要彻底的明白。

第二，遇患难要帮助别人，肚子饿让人先吃。

没饭吃时，要想法子找出饭来大家吃。

第三，要勇敢。

勇敢的活才是美的活，勇敢的死才算是美的死。”

我从小就这样做了。

我把劳苦大众与小孩的苦与难看成自己的苦与难，并竭尽一切力量来解脱他们的苦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