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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几个问题的商榷1（第1页）

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几个问题的商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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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小资产阶级性的吗？

戴白韬同志认为，“从他三十年来的言行看来，他的教育思想一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

（见本刊三卷六期《对陶行知教育思想认识的初步检讨》）。

董纯才同志在《我对陶行知先生及生活教育的认识》中同样认为“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则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

。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到底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呢？我觉得有研究的必要。

我们且从他的教育活动的经济依靠（即阶级依靠）、教育思想和他最后对民主政治的看法来看看他的思想到底属于什么阶级的。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毛主席、共产党继续领导着人民进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使中国社会走上了新的历史阶段。

——共产党人下乡了，由城市转入农村，其目的是在于组织农民起来进行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是团聚在共产党的周围，是跟共产党走的。

另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一方面反对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武装斗争，他方面又不满意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所以既不走共产党的路，也不走国民党的路，而提出要走第三条道路，并在1927年12月成立了第三党——中华革命党；他们所走的，正是小资产阶级的中间道路。

但他们比自由资产阶级却前进得多，他们后来公开与国民党决裂、对立，反对蒋介石的叛变，以致该党领袖邓演达遭到了蒋匪的枪杀。

自由资产阶级这时是跟着国民党走的。

自由资产阶级的一些知识分子，则正热衷于什么平民教育、职业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等，一些小资产阶级的落后的知识分子也跟随着、附和着。

企图在城市里办职业教育或科学教育，在乡下办乡村教育来满足自由资产阶级的提倡国货，发展实业的要求。

乡村教育在当时成了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时髦口号，但他们下乡和革命者的下乡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他们下乡是为了普及教育，想用教育来改造乡村和整个中国社会；希望在不触犯反动统治基础的条件下，来想些“穷办法”

普及乡村教育，他们走的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道路。

陶先生从事教育活动，从1921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开始，在经济上除社员纳会费外，就是依靠“特别捐”

和“官厅补助费”

；1923年成立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是得到“江苏当局的赞助”

的（见《教育大辞书》）；1927年成立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是接受了国民党政府每月五百元的试验费和依靠捐款；1931年在上海建立自然科学团等，是依靠了他朋友中的民族资本家的支持；1932年办山海工学团同样是如此。

1939年办育才学校是依靠国民党的赈济委员会的津贴，和接受过美国援华会的捐款，以及冯玉祥、杨杰等的捐助。

他三十五年来，最主要的经济依靠（阶级依靠）是资本家、反动政府、国民党内的反对派。

他的教育思想，从始到终基本上都是贯穿着杜威的学说和阶级调和以及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只是后期在阶级调和方面有所转变罢了。

从他最初所提倡的职业教育、平民教育起，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

所谓职业教育和平民教育，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自由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一方面是搬运了欧美资产阶级骗人的学说。

在中国最早的平民教育的提倡者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而不是陶行知，陶先生是在他们提出之后，才“热诚赞助，提倡不遗余力的。”

他的生活教育主张，是杜威学说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他一方面不愿意推翻旧政权旧经济的统治，一方面又想解决中国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农民的教育问题，因而赞成乡村教育，这不过是职业教育、平民教育思想的进一步的发展，教育口号和目标的转换，由城市而转向于乡村而已，其思想的阶级本质并未变化。

他的哲学观点是二元论的。

一方面由于阶级性的限制，不敢面对现实，不敢跳出唯心论的圈子，只能从主观唯心论出发，以致不能解剖社会的现实——阶级的存在和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要求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要求教育为资本家的事业服务，所以还敢于提出“行是知之始”

的朴素的唯物论的观点来。

因为没有辩证方法，和不能有这种方法，以及不能跳出唯心论的基础，所以，这种朴素的唯物论观点便被唯心论绞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