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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视野下的陶行知选1（第1页）

《文化冲突视野下的陶行知》（节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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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陶行知研究的一种尝试——文化冲突作为一种分化视角

我们可以把整个20世纪看作是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

在有着深厚传统积淀的中国大地，当古老的文明不得不面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时，文化的冲突在这个新旧时空交错的土地上表现得更加剧烈。

文化冲突所带来的一系列战乱、暴力、革命、逃难和死亡对生长在这个文明中的人群而言，更具灾难性。

战争不断地将伤痛铭刻在每一个个体的身上，但为了生活下去，个人必须学会忘记。

于是，这种身体上的伤痛逐渐被时间遗忘，曾经受过伤的大多数个体变得沉默不语，直至有一天成为鲁迅笔下麻木的看客：国民性小说中书写的愚昧大众。

虽然这是一个痛苦的、被迫遗忘的过程，但是，这种被迫的遗忘却逐渐生成为一种身体惯习，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某种日常生活的支配性结构。

另一方面，总有一些敏感的个体在记忆与反思这个受伤的过程。

这种记忆和反思给那些敏感的个体带来的痛苦或许更加纠缠复杂，近似一种含有荒谬或反讽色彩的痛苦。

文化冲突是深层的、结构性的冲突，它在表面上表现为一系列的战争、条约、造反、改革、运动、革命等大事件形态，以及由这些大事件所引发的社会结构与制度的变迁。

这种动**的局势给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下层民众，即乡土社会中的广大农民，带来了纯粹生存上的灾难：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是不把个体的生命当一回事情的。

战乱时期，生活很重，生命却很轻。

虽然战乱更多地给下层民众带来生存上的灾难和痛苦，但深层的、结构性的文化冲突还是更多地表现在读书人，即知识分子的思想、话语、写作和行动上。

当然，这种文化冲突也是其思想与行动的契机或推动力。

国内外许多研究者早已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探讨了近代一些知名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如对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胡适、陈独秀、梁漱溟、鲁迅等人的研究。

这些研究充分展现了他们内心深处经历的文化冲突，并由此向我们展现了中国社会在那一个特定时空下的基本思想状态，从认识论上构建了我们反思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几个重要模式，比如冲击—回应模式。

但实际上，当我们从自身的角度进行思考时发现，我们并不能用这些模式来概括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文化冲突，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当我对陶行知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时才发现，实际上他内心的冲突也是非常强烈的，但他却能迅速而果断地解决或者说是平缓其内心的冲突，而不是像鲁迅等人那样去端详、体验内心世界的冲突和矛盾，然后用沉重的文字把其表达出来。

原因之一在于，陶行知是一个主张行动至上的教育改革家。

而且，他解决内心冲突的方式也很特别，深受王阳明（1472—1529）知行合一和基督教传教、布道、救世的影响。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陶行知的思想、话语、经历和事件被多方面地进行了研究，生成了众多的研究文本。

在大多数研究中，陶行知被书写成一个教育权威，一个没有丝毫缺陷的圣人，一个人民教育家，一个大众诗人……透过这些形象，陶行知被制造（making）成一个抽象的意识形态的符号，曾被政治化地反复使用。

另一方面，在别的一些研究中，陶行知也被书写为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一个主张行动至上的唯意志论的乡村教育改革家、一个充满**的基督教教育家、一个充满智慧和策略、颇具领导力和人格魅力的教育管理者和教育改革者。

众多关于陶行知思想和生平的文本及话语早已将那一页记录他的历史涂抹得异常浓重，时而明白，时而模糊；时而互相补充、融合，时而又互相矛盾、冲突。

因此，本文将在这样一种文化冲突的视野下，对这一页书写陶行知的历史进行一次梳理和反思。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本章首先描述国内外陶行知研究的基本现状，然后具体说明本文的研究视角、解释原则、基本概念、研究目的与方法。

作为一个研究者，我自己对陶行知行动和思想的认识也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冲突的过程。

刚开始学习中国教育史时，我以为陶行知的思想不如梁漱溟、鲁迅等人深刻而怠慢了他，甚至觉得他二次改名是一种肤浅的、表面化的行为。

后来，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可能跟自己从哲学转向社会学的学习有关，我渐渐认识到陶行知的伟大不在于其思想是多么深刻，而在于其行为的深刻和伟大。

正如梁漱溟在《怀念我敬佩的陶行知先生》一文中所说，纵观陶行知一生的为人和处世，确如毛主席、周总理一样，是一个胸襟气概都卓然地向着世界全人类、丝毫没有局限的盖世人物。

陶行知一往直前地奔赴真理，好恶真切分明，有时不形于色，却力行不怠，沉毅踏实，志在以乡村教育为中心推进广大社会的改造。

一种深刻的思想，毕竟总要经过好几代人的实践，才能成为某种社会现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行动的倡导比思想的建构更困难，更需要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

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也许正是因为陶行知没有鲁迅那样深刻的思想，所以他也从未像鲁迅那样颓废和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