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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陶行知早期教育救国思想1（第2页）

“一二·九”

运动以后一段时间，这是陶行知“教育救国”

思想的实验推行时期。

这一时期的教育实践活动，占他发动的“六大教育运动”

[4]的一半左右，对“教育救国”

的途径作了多方面可贵的探索，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影响。

1930年4月7日，南京卫戍区司令部令晓庄学校停办；4月12日通缉陶行知。

他隐居上海，邀集在沪的晓庄校友在孟渊旅馆开了一次座谈会，一位校友问：“我们不再办学校用教育来救国了？”

“也不再做实验新教育的美梦了！

你是说，我们得组织农民党来领导农民革命？”

陶行知作出了如下回答：“我的意思，真是这样，教育不过是达到农民解放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是主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武器。

你知道吗，列宁革命之所以成功，就靠他有一支劲旅，可以打败敌人。”

[5]据此，似乎完全有理由断定，晓庄被封，陶行知本人被通缉，促使他完成了由“教育救国”

向“革命救国”

的转变，使他彻底丢弃了“教育救国”

主张。

无可否认，晓庄被封，使他对教育的功用产生了怀疑，但完全放弃多年形成根深蒂固的“教育救国”

主张，还要一个过程。

戴氏所记的那么一段话，也许记得不是很准确，也许是陶行知余怒未消，所言尚带有严重的情绪。

事实上，之后他并没有竭尽全力去组建什么“绿色党”

，也没有去拿起什么“武器”

，建立什么“劲旅”

，而是推行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等。

因此，自陶行知归国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他“教育救国”

思想的实验期。

这样说并不否认晓庄被封后，尤其是“九·一八”

“一二·九”

运动后“革命教育”

新质因子在不断产生。

陶行知早期“教育救国”

思想的特征

陶行知“教育救国”

思想萌芽，初步形成于美国留学时期，归国后经过一段时间对中国教育的深入了解和熟悉的过程，使之与中国教育国情相结合，“教育救国”

思想开始成熟，并且得到大力推行，形成了如下三点特色。

第一，陶行知早期“教育救国”

思想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