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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论争1（第1页）

陶行知论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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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关于发生在中国的有关陶行知论争的回顾

（一）论争时期的划分

在中国，自从陶行知死后到20世纪50年代，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论争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三个时期）。

第一个阶段（1946—1950年）

在这个时期对陶行知的评价是全面的肯定的，甚至可以说是尊崇的。

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规定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的见解起主导支配作用。

来自不同政治立场（从军阀冯玉祥到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2]），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们表达了对陶行知广泛的尊敬和爱戴。

作为这种全面肯定、尊崇、爱戴、信念的代言人，郭沫若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

他这样评价道：“两千年前的孔仲尼，两千年后的陶行知”

“你是孙中山死后的孙中山。

[3]”

把陶行知比作是孔子和孙文，恐怕难免给人以唐突之感。

但是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这种对比正是基于人们对陶行知怀有深深的爱戴之意。

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是陆定一的一段话：“在教育事业上，陶行知先生深信人民的力量和智慧。

他认为人民可以解放自己。

他主张人民只有实行自己的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

他为了这个主张，孜孜不倦，工作了一生。

难道还会有谁看到陶行知先生，不为他艰苦卓绝的精神所感动呢？陶行知这样的教育思想当然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

是以唤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为目的的教育。”

[4]

这是陆定一代表共产党宣读的悼词（1946年）中的一节，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纯粹的追悼词。

由陆定一所做出的思想规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1950年曾经被当时的最高教育行政负责人马叙伦做了进一步的确认和肯定。

“陶行知先生所走的道路，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路线。”

[5]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知，在第一阶段（1946—1950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作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受到了高度的评价。

第二阶段（1951—1956年）

1951年展开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6]。

对于曾经把自己比作是现代武训的陶行知，也因此受到牵连，被卷入到这场政治批判运动当中。

从1951年秋到1952年，关于陶行知思想的批判以及关于陶行知思想的论争主要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杂志《人民教育》上面展开。

这些论争深入讨论了有关陶行知思想与杜威思想的关系，以及陶行知思想与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区别，把陶行知作为小资产阶级或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表现出批判的、甚至是否定的态度。

陶行知批判，成为在那之后（1954—1955年）被大规模展开的胡适批判、实用主义批判[7]的先行阶段。

它也成为1919年杜威访问中国以来，清算支配中国教育界将近三十年的实用主义教育学，并试图确立起社会主义教育学这场运动中的一个环节。

第三阶段（1957年以后）

在第三阶段出现了对在第二阶段中过分依赖苏维埃教育学（特别是凯洛夫“教育学”

）的反省，掀起了学习旧解放区教育经验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