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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选102（第1页）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节选）[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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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学会编辑部

一九四二、三、十”

像陶行知在重庆生活教育社召开的“十二周年纪念”

会上所讲的那样，生活教育社的成员在各地成立分社，进行活动。

在解放区，新教育学会成立前后，组建了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

延安分社于1943年3月15日，与边区政府教育厅、新教育学会共同召开了“延安各界生活教育运动十六周年纪念集会”

。

另外在1944年3月24日，新教育学会理事长徐特立成为发起人，召开了“边区国民教育座谈会”

，这天还因此成了“生活教育运动纪念日”

。

根据《解放日报》的报道：这两个集会的讨论是相同的，确认了以下论点。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的理想追求，总是从浓厚的实际精神出发的。

解放区的教育，必须学习陶先生的实际精神。

同时，为了实现先生的理想，还必须有民主的环境。

正是解放区具备了这种条件。

但是，解放区教育的现状如何呢？在这里还有深刻的缺陷，这就是生活与教育的脱离。

我们解放区的教师，必须学习陶行知的实际精神。

要从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必须保障为人民大众而实施的教育的普及和提高。”

“整风运动”

是为了端正党员的作风，使党的领导慢慢地立足于现实（“实事求是”

），确立根据群众要求办事的作风（“大众路线”

）。

在这个学习运动过程中，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尤其是其“从实际出发，与实际结合”

的思想和实践，承担了触动和启发作用。

延安新教育学会编的《行知教育论文选集》，相继由胶东新华书店1946年8月，冀东新华书店1949年5月出版。

另外，晋察冀边区发行的杂志《教育阵地》在报道陶行知突然去世的消息时，称“为哀悼这位伟大的教育家”

，决定编辑发行《行知教育论文选粹》（第7卷第2期，1946年8月16日号，编辑后记），但我没见过出版的《选粹》。

第三章陶行知与日本

一、陶行知流亡日本

（国民党政府）封闭晓庄师范学校，下达对陶行知校长的逮捕令。

陶校长逃难潜入上海租界。

不久，陶行知进入了“流亡日本”

的时期。

关于陶行知流亡日本的情况，至今在他出国和回国的年月等问题上，尚有许多不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