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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中的美国进步主义 陶行知个案1（第1页）

中国教育中的美国进步主义：陶行知个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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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鸟瞰

笔直的道路与历史的泥潭

美国式的进步主义教育历程，作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独特运动已有过充分的阐述，其中尤以巴雷·基南所作的最为著称于世[2]，乃至于这段历史及其解释在现代文坛上已成为标准化了。

若隔开一段距离来看，它那过程的途径是清楚的，发展线索是清晰而显明的。

然而，当我们接近内部时，事情并未解释得那么清楚——岸界趋于化为沼泽，流向变得更为不定，源流变得更为模糊。

倘若我们从基南把进步主义解释为一种半政治运动，试图通过教育来塑造羽毛未丰的中国共和主义者之政治发展，转而把进步主义作为一种影响更为扩散然而更为持久的教育运动来考察，这种情况便尤为真切了。

在本文中，我将通过考察一个较为有限的范围，以考察进步主义在中国历史这些较为精致细节的一部分，即它的主要倡导者之一陶行知在他与运动联系最紧密的早期生涯时的传记。

结论与其说是要否定我已相信基本正确的既成历史，不如说是就它在每个细节上的确凿性提出某些怀疑，意识到一种教育观念表面上从某一种文化传至另一种文化时实际的复杂性，由此而做出一种性质的评价，它必然相当大地修正像一种通常为西方史学家所接受的一般解释。

进步主义教育在政治上的兴衰

随着袁世凯于1913年残酷地镇压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

，一些中国的改革者从贯彻民主政治与社会变革的直接企图，转向经由优选改造中国文化为同样目标的间接努力。

不同倾向的知识分子，从儒家之后的梁启超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都论辩道，文化的变革，特别是抛弃传统的中国思想与行为方式，是建立一个强大、现代和民主国家所必不可少的。

他们认为，传统的儒家文化应为所选择的西方价值所替代，即一种基于极为广泛解释科学与民主的世界观。

就许多人而言，教育是实现这一文化变革的关键手段。

在这场被胡适不恰当地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的文化价值改革运动中，[3]美国进步主义决不是唯一的理智影响。

然而许多改革领袖，如胡适、蒋梦麟、郭秉文、朱经农和陶行知等，在美国进步主义思想的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在其生平的某点上自认是它公认的大师约翰·杜威的追随者。

当杜威自己于1919—1921年对中国作广泛访问时，他的影响扩散得更广了。

他在中国主要的大学讲演，大厅里挤满了赞美者，总是激起热情的反应，虽然这与其说是出自专业哲学家，不如说是出自教育家。

[4]

随着运动的发展，拥护进步主义教育理想的全国性组织，如新教育共进社和中华教育改进社，成了试图沿进步主义路线改造和改革中国教育的主要力量。

进步主义的影响在1922年北京颁布学校改革法令时达到了顶峰。

此法令结合了沿美国路线改造学校教育和对传统教育宗旨的抨击，肯定了个人主义、“生活运动”

在课程设置中的根本意义，以及调整学校教育以适应“社会变革需要”

的必要性。

[5]

然而，尽管它有吉利的开端，但在1922年学校改革法令仅几年后，正如中国一场独特的教育运动所代表的，美国的进步主义将要结束了。

至1926年，新教育共进社和中华教育改进社都解散了，运动的核心刊物《新教育》也停了刊。

[6]发生了什么？

显然，一种新的、剧烈而战斗性的反帝民族主义，支配了这个国家和它的许多教育家，并因五卅事件而火上浇油。

在这事件中，英国人在上海让警察向中国游行示威者开枪并杀害了他们。

[7]与此同时，一种广为扩散的保守主义运动，贬低了进步主义所倡导的中国只有通过“新文化”

方能得救的主张。

这导致了像梁漱溟所建议的那些教育实验，以传统哲学的更新而不是以全盘取代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