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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重建和民族重建陶行知工学团运动193219371（第1页）

乡村重建和民族重建——陶行知工学团运动（1932—19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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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对于陶行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与杜威的关系，以及他的晓庄学校试验，他们也想当然地认为陶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此后不再重要。

这些共识使学者们的研究难以达到对陶行知与杜威的关系及晓庄试验更加全面的理解。

另外一个共同的认定，是基于不充足的论证或者不细致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即陶行知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

正如这篇论文所呈现的，陶行知的教育理想和实践在晓庄之后的时代仍然继续地发展深化。

他是一位具有独立和创造性的教育改革者。

陶行知是20世纪中国最富创造性和影响力的教育家之一。

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对中国新教育和民族重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陶行知被研究现代中国的美国历史学者们看成是杜威模式的改革者。

而事实上，陶行知的思想资源、社会视野、意识形态的导向以及教育理论和实践均是更为广阔和丰富的，这些都远远超过了这样一个标签。

陶行知的思想是兼容并蓄的，他自由地吸收各种完全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思想资源，比如孔子思想、基督教思想、杜威哲学和马克思主义。

与他同时代的教育家和同事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也激励他产生新的理想和改革方式。

[2]但是，陶行知的教育主要以其实用主义和平民主义而广为人知，与中国传统的和新的教育、主流知识分子和教育家之间表现出一种张力。

陶行知自己试图通过教育和社会视角来实现国家重建的目标，使他能够超越杜威的教育哲学而创造出自己的关于生活教育的理论。

专注于陶行知的晓庄学校经历（1927—1930）研究的美国陶行知研究学者认为陶行知在1930年以后的教育改革都已不再重要。

[3]这一共同的假设前提，是由于他们采用陶行知与其导师杜威之间的关系这一狭窄视角，正如直到目前缺少加以证明的来源，[4]这些都阻碍了他们更加彻底地理解陶行知的成就，包括在陶行知与杜威的关系这一问题。

另外一个基于不充分的证据和仔细研究所得的普遍假设是，陶行知在20世纪30年代变成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5]我的关于陶行知在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与实践研究以及超越所面临的挑战，都是这些前提假设。

正如我在这篇文章中将要呈现给大家的，陶行知的在晓庄学校经历之后的教育思想以及实践是继续演进的，他依然保持着独立性与创造性。

超越陶行知在晓庄学校时期对他进行研究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要关注他在当时的中国乡村重建运动中的角色。

中国的乡村重建运动是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30年代时期中一场重要的社会改革运动。

美国的研究者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都将关注点放在梁漱溟和晏阳初的身上，而忽视了陶行知。

要更好地理解作为教育家的陶行知以及扩展我们对于他的角色的认知及其关于乡村重建的独特道路主张，我们就十分有必要将研究视角超越他的晓庄学校时期。

这篇论文考察了陶行知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教育和实践，特别是他的工学团运动（1932—1936）。

这场运动实际上表现出了陶行知的晓庄经历与其乡村教育改革和重建的思想与实践的整体性。

在这场运动中，陶行知始终追求着这样一个目标，即找到直接组织和动员中国的农村进行乡村重建以及国家重建的一条道路和一种模式。

我认为，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以及他的工学团运动经历，代表了对中国的新型教育以及国家重建的一种根本论述。

这种根本论述，既存在于他构建一个新型的国家和社会视角和教育途径当中，也存在于他的乡村工业化的战略思想中。

马尔萨斯困境以及陶行知推荐的解决方案

陶行知的晓庄经历仅仅持续了三年，之后晓庄学校就因陶行知与冯玉祥的联系而被视为破坏分子，于1930年4月被国家主义政府所关闭。

[6]陶行知由于上了通缉名单，他只能在外国特许权的保护下匿身于上海。

除了灰心与斗争之外，他甚至还被当时的一场组织农民党进行武装斗争的运动中所折磨。

[7]然而，身处时历经济危机的日本的一段短暂的海外生涯，给了他一个马尔萨斯主义的新视角去审视中国的甚至世界的各种根本问题之所在。

在侨居日本五个月之后，陶行知在1931年3月底回到了上海。

这时，国民党内部以及广东和广西军阀之间结成一个新的反蒋同盟这一事态吸引了中共政权的注意力。

由于无法公开地走动，陶行知将其时间几乎全部用于为商业出版社进行翻译工作和为各种时报及《申报》撰写文章（《申报》是当时上海最重要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