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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开展课程理论研究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课程论体系（第1页）

（二）积极开展课程理论研究，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课程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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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研究作为一个正式研究领域，在我国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

[1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习苏联的教育科学，把课程论作为教学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独立的课程论学科就不存在了。

改革开放之后，课程论在中国进入了新生阶段。

1981年，《课程·教材·教法》杂志创刊，课程研究全面展开。

尤其是1989年以来，课程论学科进入重建，标志性成果是两本课程论专著的先后出版：一是陈侠著的《课程论》，二是钟启泉编著的《现代课程论》。

陈侠著的《课程论》结合中国的实际，阐述了课程研究的对象、目的和方法，考察了中西方学校课程的演变和课程理论的流派，探讨了制约学校课程的各种因素，论述了课程的编订、实施和评价问题。

钟启泉编著的《现代课程论》借鉴国外，特别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重点探讨了学校课程的发展、课程论的遗产和课程理论的进步，阐述了课程编制的基本理论、教育目标、课程开发、教材教具、课程评价、课程管理等问题，介绍了美国、西欧、苏联、日本的现代课程研究概况，用较大篇幅对美国、苏联、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及日本等国学校课程的实施及其特点做了比较研究。

重建后的课程论学科发展异常迅速，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我国翻译介绍了大量有理论价值和代表性的国外课程论著作；出版了我国学者自己撰写的课程论专著；产生了大量针对国内课程问题的专门研究。

[18]1996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把“课程与教学论”

作为教育科学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突出了课程研究的重要性。

课程论专业的教学和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1997年9月，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在广州成立。

截至2018年，课程专业委员会已召开了10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

历次研讨会都围绕重大课程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到目前为止，全国所有省属重点师范院校都有课程与教学论的硕士点，近30所高等师范院校设有课程与教学论的博士点，形成了从硕士到博士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课程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

曾有学者对2002年《教育研究》杂志所发表的论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教育学的众多研究领域中，课程与教学的论文数量是最多的。

[19]还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课程论研究成果的质量不仅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30年，而且超过了自清末中国教育开始现代化至新中国成立的半个世纪，也就是说超过了前面两个时期的课程论发展的总和。

[20]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在为课程论研究的新兴而欣慰的同时，也经常为课程论研究的孱弱而惭愧。

近年来，为突出国家意识形态，政府加强了主导课程改革的力量。

一些理论工作者认为，由于课程改革是政府行为、行政驱动，似乎没有理论思考的空间。

其实不然。

比如，布鲁纳的结构课程理论就是当时美国课程改革运动的基础理论。

一个理性的改革实践背后都是有理论支撑的。

实践证明，没有科学理论支撑的改革是走不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