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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的马勒（第1页）

性情的马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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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音乐历史上争议颇多者，马勒算一个。

一个世纪前，他活着的年代，哪里有他哪里就是非不断。

他越是不愿意人们把他归到指挥家的行列，人们就越是贬低他的作曲才华，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盖棺定论。

一个世纪过去了，到了2011年他逝世一百年的大日子，几乎所有重要的演出场所都在上演他的交响曲，讲座、研讨会、纪念文章铺天盖地，人们众口一词地称赞他的音乐，对时代的超越、后现代的意义如何如何。

也许马勒在阴间偷笑，当初人们都做什么去了？套用一句话，那些注定认识马勒的人会认识他，那些不该认识马勒的人永远不会认识他。

和朋友一起翻译了《亲爱的阿尔玛——马勒给妻子的信》，使我们在聆听他的音乐以外，也可以从他的文字当中触摸到另外一个有血有肉的马勒，一个非常自我、可爱可恨、纯粹而极端的马勒。

他个子不高，一副维也纳式的德国音乐家的长相，温情时有些像舒伯特，却没有舒伯特那么温文尔雅。

罗曼·罗兰说他身上有一种类似小学校长或牧师的气质，似乎有些调侃的语气，受过良好的教育，内向兼带有些神经质也许更为准确。

“刮得干干净净的长脸，尖尖的脑袋上披着散乱的头发，太阳穴处发秃，眼睛在镜片后面闪烁，大鼻子，大嘴，薄嘴唇，深陷的两腮，脸上有一种禁欲主义的、嘲讽而狂乱的表情。”

罗曼·罗兰的笔的确有些不饶人。

当时在德国，描绘他指挥的剪影漫画贴得到处都是，批评者说他无非是瓦格纳式指挥风格的遗传，除了更为夸张，并没有什么新意。

他过度紧绷的身体会突然爆发，那种哑剧式的怪诞，“就像指挥台上的一只被开水烫了的猫”

。

马勒毕竟是有才华的，不然也不会一路坐到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总监的宝座。

新官上任总是要点火的，他开始了一系列对外对内的改革：过去迟到的观众可以不分时间随意进出剧院，如今只能在表演间歇才被允许入场就座；追捧或者打压音乐家的乐迷也受到各种措施的限制，以免影响演出。

直到现在，这些规则都被世界各地的演出场所遵循，只是人们早已忘记了规则的制定者。

与此同时，不少深受观众喜爱的独唱家被马勒辞退，在他看来，艺术家首先要忠实于原作，歌唱家偏离原作的随意性应该得到纠正。

在他的坚持下，歌剧的制作水准得到提高，乐团的曲目中增添了莫扎特和瓦格纳的比重，瓦格纳歌剧的删节版在他的手里得以复原。

公众一度对于马勒的上述改革相当质疑，几乎酿成了社会事件。

大多数人不能理解这些极端做法，反对的声音甚嚣尘上，甚至有人说他是“暴君”

、“魔鬼”

、一个“危险的、反人类的改革者”

。

庆幸的是，相当一批音乐爱好者慢慢开始理解马勒，对他从精神层面上对艺术的无私追求与奉献给予肯定。

给阿尔玛的书信，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音乐家之外的马勒。

他的博学，他与叔本华、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上的相通，他对古典诗歌以及同时代的小说和戏剧的熟稔，以及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广泛兴趣都让我们大感意外。

为了显示自己的学问，掉书袋有时也在所难免。

比如用希腊神话赫洛和勒安德耳的故事来表达他对阿尔玛的急不可待的思念，用席勒的诗句来示意精神对于肉体的绝对意义。

他的文学见地独出心裁，“莎士比亚是正面积极的、多产的作家；而易卜生则长于分析，偏于负面消极的，作品也很少”

（1905年6月6日）。

对音乐与现实的关系更显示出他深刻的领悟：“音乐永远如此神秘，属于高深莫测的艺术。

确如一道光线穿透而过，直射我们思想与感官最深、最幽静、最不为人所知的地方。

你会意识到世界上唯一真实的是我们内在的自我。

正像那些人所说的真实的世界只不过是外形，没有意义的影子。”

（1901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