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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姥姥进大观园淳朴自然不亢不卑不忐忑（第2页）

在这种情况下，三四个人要拉一架子车刚从水里捞出来的煤灰上去，显然是一件“牛马不如”

的活计。

不过，这对于干惯了繁重体力活的我们兄弟来说，这样充当拉车的牛马，其实“苦”

不到哪里去。

那么，在我们的心目中，能够盖过如此劳苦而觉得无比甜蜜的事情是什么呢？最要紧的有两件：一是进城这件事情本身；二是可以吃一顿可口的早餐。

每次下三门峡，由于路程遥远（来回路程有七八十里）都要起早贪黑，鸡叫两遍就要起身，拂晓时分走到临近县城的沟沿上，居高临下地看去，头顶是繁星点点的蓝天，下方是灯火通明、映红了半个天际的城市，那景色无比诱人，那感觉有说不清的奇妙！

等走到印染厂大门口，正好人家开门营业，办手续装车完毕，将车拉到一处繁华街区，大概也就八九点钟的工夫，正好赶上早餐时间，我们就可以在那里的食堂里，喝一碗甜甜的大米稀粥、吃几根香香的油条——要知道，我们兄弟俩之所以甘愿经受此后十几小时的牛马劳累，相当大程度上就是冲着这一顿早餐来的。

这就是我青少年时代关于进城的最深刻记忆。

不过一说到进城，还有更为幸福而又痛苦的一件事情值得一说。

我们这一代是唱着《东方红》、《国际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我爱北京天安门》等革命歌曲长大的。

上初中的时候，学校举办了一个叫“象征性赛跑”

的体育活动，就是让同学们每天坚持体育锻炼，将跑步的历程记录下来，看谁先累计到从家乡到首都北京的历程，谁就是优胜者。

一天与几个同学下狠劲，一口气向县城方向跑了十几里，一个来回就是将近30里的路程。

到家后还与几个同学玩了一会，根本没有什么特别感觉。

但谁知，第二天早上一醒来，发现自己下肢痛得不能动弹，紧接着便在踝关节、膝关节、大腿处游走性肿胀疼痛，急性发作，要死要活。

但那时家里穷，像这样眼看不会很快死掉的“关节炎”

毛病，好像家里家外所有人从来就没有要到医院去给孩子看看病的念头。

后来，才知道这根本不是一般的关节炎，而是极为严重的风湿病。

急性发作后病情转缓，但还是不能下地，后来听三姑说她村里有个聋哑郎中，当年毛主席派医疗队下乡时留给他一个偏方，能治这种病。

于是就吃了人家自制的黑药丸子，慢慢稀里糊涂能够走路了。

自打能够走路以后，从来没有吃过一粒药，虽然一到八九月份都要大规模发作一次，但是下地干活、上学高考一件事情也没耽搁，直到“光荣”

地考上大学成为一名城里人，有了公费医疗资助才开始吃药打针。

到太原上大学，是我第一次真正自主踏上进城路。

此前从没有离开家人出走到这么遥远的地方，但当拿着地图离开小县城，路经陕西孟源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太原市，当我走出火车看到眼前一条宽敞无比、一望无际的大街（后来听说这条刚建不久的街道叫“迎泽街”

，仅次于北京的长安街，因为两边的树木还未长起来，所以显得无比开阔），立刻就被震撼了：“我的妈呀！

这就是大城市啊！”

在太原的四年大学生活，虽然是在享受公费医疗保障的病痛折磨中煎熬，是在“农转非”

极端不适应的身份焦虑中度日，但这毕竟是我平生第一次作为其中一员生活于其间，直接近距离感受的城市生活。

这段日子，是典型的“刘姥姥进大观园”

的进城状态，所以值得记述一番。

那时候进城上大学，对于农村孩子来说，相当于由地狱走入天堂，那种身份转换的反差是异常巨大的。

首先可以享受公费医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死攸关”

的身份转换；其次可以吃上饱饭，一个月有15块5毛钱的助学金，一天可以吃上六个窝窝头，这在家乡是不可奢望的。

但是，相对于其他城里的孩子来说，还是比较寒酸的，而且是无地自容的自卑和窘迫。

1979年春节，为了节省路费，平生第一次在外过年。

一个年轻老师要与夫人一起回家探亲，由于他们住的是平房，怕不安全，让我住到里面给他们看家。

此差事本来是无比荣幸的，但谁知结果很惨：由于与同学不住在一起，自己又没有手表，奇怪那时老师家里竟然连个钟表也没有，假期学校食堂上下午只开两顿饭，我没有钟表不知道时间，往往错过开饭时间，一饿就大半天甚至一整天，这第一个城市年过得是狼狈不堪！

到了暑假，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学家张守一先生在太原主持“山西以煤炭为中心的综合平衡”

研究课题，说要招集大学生志愿者参加课题资料收集工作，而且安排坐飞机到首都北京数日，包吃包住包路费，这条件太诱人了：要知道在天上坐飞机、上首都北京，那都是儿时不太敢做的美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