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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讲 契诃夫 最具现代意识的作家02（第1页）

第十四讲契诃夫:最具现代意识的作家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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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契诃夫感兴趣的不是“小人物”

的社会地位，不是他们被抢走的“外套”

，而是他们的性格特点和心理状态。

契诃夫关注的焦点已从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对“小人物”

的压迫和欺凌转向人性中固有的丑陋品质:奴性、贪婪、自私、冷漠等。

诚然，传统上认为“小人物”

的悲剧命运是不合理的、不人道的社会制度所致，这种观点并没有错，有其合理性。

但如果认为这是导致“小人物”

不幸的唯一因素，就会陷入认识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小人物”

内在人格的缺陷和人性痼疾对自身和他人命运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契诃夫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公开嘲笑那些在创作中试图美化“小人物”

的做法。

在给哥哥亚·巴·契诃夫的信中，他规劝道:“把你那些受压迫的十四等文官丢开吧!难道你用鼻子嗅不出来这种体裁已经过时，现在只能惹人打哈欠了吗?”

基于此，契诃夫在描写“小人物”

上另辟蹊径:他不是在社会体制、社会环境中寻找恶的根源，而是在小人物身上寻找。

这种全新的方法得出一个意想不到的结论:小人物遭受“屈辱”

的原因竟然在于他们自身，换言之，造成小人物不幸的内在原因就是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人性弱点，这样就使其作品具有表现人类生存问题的普遍性。

契诃夫第一次对小人物持嘲讽态度，如《小公务员之死》写小公务员切尔维亚科夫的惨死。

切尔维亚科夫为人谨慎，性格可笑。

一次他在看戏时打了个喷嚏，把唾沫星溅在前座的一位将军的秃头上，他三番五次地向将军道歉，还唯恐将军大人不肯原谅而对他施加惩罚，从此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不久便一命呜呼。

以往我们认为，从表面上看，他是死于过分谨慎，而在实际上，他是死于对“大人物”

的恐惧和奴性心理，而这正是由于大官僚们长期的暴虐，飞扬跋扈和奴役所造成的。

在当时的俄国，“大人物”

摧残“小人物”

是一种普遍现象，反映着俄国警察制度的本质。

现在看来，小说中死去的不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

，而是自取其辱、在惊吓中丧失自己的人格甚至是性命的小官吏，是深重的奴性导致他丧命。

台湾有学者指出:“这篇小品的主角是被虐待的，小心翼翼的小官吏，但是在契诃夫笔下已成任何时代，任何场所都可能发生的普遍事件。

这种将特殊事件予以普遍化的技巧，以及描写平凡小人物亦悲亦喜，龌龊求生的手法，可说是纯契诃夫式的。”

《胜利者的胜利》《胖子和瘦子》《在钉子上》（均1883），暴露了“小人物”

心甘情愿的奴颜婢膝，卑躬屈节。

《变色龙》里的奥楚蔑洛夫更是一个灵魂丑恶、行为龌龊、不顾廉耻、不讲是非、唯“大人物”

是敬的令人憎恶的家伙。

他对工匠赫留金的态度，在刹那间，在众目睽睽之下，接连变了五个一百八十度，暴露了一副十足的奴性和狗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