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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受与影响（第1页）

四、接受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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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对格里耶的影响是深刻的，他对现象学的接受也比较多。

他坦然承认自己是呼吸着现象学的空气步入文坛的。

他把现象学的精神灌注于创作之中，又以现象学为武器捍卫自己的创作成果。

1989年，他在接受一位中国学者的访问时就说：“20世纪50年代，我们一同起步时有一种共同的想法，就是要用全新的形式，即接近于胡塞尔、海德格尔和柏格森的形式来反映社会的关系。

正是这种新思维的形式使得我们和广大读者之间出现了一个鸿沟。”

“格里耶是最早把现象学的基本原则灌注于小说创作之中的当代作家之一。”

“格里耶早期创作的新小说是现象学在文学领域里的第一批收获。

他用现象学的思维形式来理解社会关系和现实世界……使小说成为了现象学的文学实验场。”

[7]法国卡特丽娜·阿尔冈在访谈中也曾问格里耶是不是胡塞尔对他的影响最大，格里耶说：“我认为我这一代受现象学和萨特的工作的影响。”

[8]在受胡塞尔影响的基础上，格里耶提出了走出文学深度模式的两条重要途径：一是用“虚无意识”

注视世界；二是平民化的写作原则。

格里耶是一个热爱中国的当代西方作家。

他曾多次在巴黎接待过中国文化界人士，1984年和1998年两次访问中国，广泛地与中国学者、读者密切交流，《幽会的房子》就是以香港为背景。

可以说，他已经被中国接受，对诸多作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在“健在的法国作家中，被译成中文作品最多的”

。

[9]余华曾承认法国新小说派在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作家影响很大，而其中格里耶是他最能接受的。

在散文《虚伪的作品》里，他表明自己的创作得益于西方文学的影响：“我这里所指的传统——也包括20世纪的卡夫卡、乔伊斯，同样也没有排斥罗伯·格利耶、福克纳和川端康成。”

[10]他尤其推崇格里耶的语言，说他的语言很有方向。

格里耶曾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露面并和余华进行过座谈交流。

座谈中余华说格里耶的“描写很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