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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世纪后半期翻译文学的起伏与繁荣（第3页）

那种个人化的笔调，贴近读者的亲切文字，独辟蹊径的分析鉴赏，却并不多见。

1966年“**”

政治运动爆发，整个中国大陆基本上对外封闭，许多外国文学作品被判定为有害的“毒草”

而不得翻译。

一大批翻译工作者被“打倒”

或被“专政”

，无法继续翻译工作。

此时，有的翻译家（如丰子恺、季羡林等）仍抱着对文学翻译事业的高度热爱和责任感，悄悄从事着世界名著的翻译，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大部分预定的翻译选题被迫中止，译学研究和翻译文学的核心刊物《世界文学》和《翻译通报》等停办。

在经过1950年代中期短暂的繁荣期后，翻译文学出版事业跌入低谷，出现了持久的萧条和停滞。

据《全国总书目》统计，1966至1977年间，出版的各类翻译文学作品仅约四十种（其中1970年一年竟没有出版一部文学译作），译介的范围也极为有限，从内容上分，绝大部分是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

反殖、反帝国家的作品。

还有一类是政治上反动的作品，翻译出版的目的是“供批判用”

的，如“苏联修正主义”

的作品、日本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四部曲等。

1973年11月在上海创办的“内部发行”

的刊物《摘译》，其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外国文学的全面正确的译介，而是为了把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当成政治批判的依据和反面教材。

相比之下，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文学翻译上收获较多，重要的如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台北远东出版公司1968），余光中翻译的英美诗歌等。

“**”

结束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

长期的文化封闭和文学禁锢解除之后，人们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充满了渴望，促使翻译文学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

新时期伊始，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副牌“外国文学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再次成为我国翻译文学出版的南北重镇。

到1980年代后期，南京的译林出版社和桂林的漓江出版社异军突起，又成为翻译文学出版的东西重镇。

同时，一批译介外国文学的专门刊物纷纷创刊或复刊。

1978年8月，上海译文出版社主办的系统介绍当代文坛优秀作家作品的《外国文艺》（双月刊）出了创刊号；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外国文学翻译期刊《世界文学》杂志复刊（曾于1966年3月停刊）。

其中，《外国文艺》（当时只是作为“内部发行”

）在创刊后的两年内就重点介绍了一大批我国从未介绍过、当时还有争议的当代有代表性的外国作家作品。

《外国文艺》对外国现代派文学及当代新潮文学的译介，很大程度上开风气之先。

和《外国文艺》的先锋性格有所不同，《世界文学》杂志则表现出老成持重的风格，注重翻译外国有定评的古今名家名作。

上海和北京的两大翻译文学期刊相互呼应，成为我国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核心阵地和两扇重要的窗口，相当一部分外国作家作品都是由这两家杂志首先翻译介绍的，特别是在中、短篇小说的翻译方面，发挥出了特有的优势，在文学界和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除了这两家刊物之外，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创刊的其他翻译文学方面的重要期刊，还有南京的译林出版社主办的《译林》、南京大学主办的《当代外国文学》、北京大学主办的《国外文学》、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苏联文学》（1990年代后该刊改名为《俄罗斯文艺》）、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的《外国文学》等。

在刊物纷纷创办的同时，翻译家的社团组织也出现了。

1982年6月，全国性的翻译家组织“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

在北京成立，此后几年内，各省市地方译协也纷纷成立。

次年，中国翻译家协会的会刊《翻译通讯》杂志正式创刊。

创刊号发表中国译协会长姜椿芳的文章《翻译工作要有一个新局面》，呼吁开创我国翻译工作的新局面。

80至90年代，中国翻译文学迅速复兴并进入了全面繁荣时期，并呈现出以下几个基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