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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译本与转译本（第1页）

一、直接译本与转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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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译”

指的是不直接根据原文，而是间接根据原文的某种译本所译出的文本类型。

中国翻译理论史上，“转译”

曾长期被称为“重译”

[1]，但“重译”

一词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它还可以指对一个作品的重复翻译；也有人称为“间接翻译”

，但没有“转译”

一词更凝练和更确切。

在中外翻译史及翻译文学史上，转译是常见的一种译作类型。

例如，《圣经·旧约》原文是希伯来文，后来被译成希腊文，后来又由希腊文转译为拉丁文，后来又从拉丁文转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文等，而1919年汉语白话文的《新旧约全书》（和合本）又转译自英文。

这样“转”

了好几圈，《圣经》的原文反而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

一部《圣经》，从东方的希伯来，到欧洲，再到东方的中国，历时上千年，这中间不是一重转译，而是多重转译。

在我国佛经翻译史上，汉代最早翻译佛经时，由于原本难求，所以早期佛经译本大多不是直接由梵文，而是由各种西域语言（胡语）翻译过来的。

晚清时期，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最多，数量上超过了留英、留法乃至所有其他各国留学生的总和，所以懂日语的也最多，因而那时许多西洋小说等其他类型的作品，大都是由吴梼、陈景韩、包天笑、徐念慈等翻译家从日文译本转译的。

到了五四时期至30年代，翻译界注重翻译欧洲小国，如东欧、北欧国家的文学作品，但那时很少有人通晓有关的语言，于是大都从英文等译本译出，如当时影响很大的挪威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就是胡适从英文版本译出的。

30至40年代，我国翻译界普遍通过转译的方式翻译出版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以及被压迫被奴役民族与国家的文学作品。

除日本以外的东方各国文学翻译，许多也是转译的。

例如，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孟加拉文原作、印度小说家普列姆昌德的印地语原作大都根据英文、俄文转译。

在20世纪著名翻译家中，以转译的方式从事文学翻译的不少。

其中，鲁迅从日文转译的俄国作家果戈理的《死魂灵》、法捷耶夫的《毁灭》，等等，更多的译本是从英文转译的，如20至30年代潘家洵翻译的易卜生的戏剧集、茅盾翻译的挪威作家比昂逊的剧本、周立波翻译的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和《新月集》、50至70年代韩侍桁翻译的《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孙用和景行翻译的波兰的《蜜茨凯维支诗选》、水建馥翻译的波斯古代作家萨迪的《蔷薇园》、傅东华翻译的《伊利亚特》、丰华瞻翻译的《格林童话全集》、萧乾翻译的捷克作家哈谢克的《好兵帅克》、谢冰心翻译的泰戈尔的诗歌和剧本、黄雨石翻译的泰戈尔长篇小说《沉船》、吴岩（孙家晋）翻译的《园丁集》等多部泰戈尔诗集、陈尧光和柏群翻译的菲律宾作家黎萨尔的长篇小说《不许犯我》等。

80年代后出版的方平和王科一合作翻译的意大利作家卜伽丘的《十日谈》、成时翻译的丹麦作家尼克索的长篇小说《普通人狄特》、朱维基翻译的意大利但丁的《神曲》、韩少功翻译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大都是从英文译本转译的，而且都有较大的影响和较长的生命力。

90年代我国翻译出版的以色列现代文学作品，绝大部分都不是从希伯来语翻译过来，而是根据英文译本转译的。

看来，转译作为一种译作类型，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存在于翻译文学史的始终，显示了它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造成转译及需要转译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翻译家不懂原语文本，需要依据其他语种的译本来翻译。

世界上有几千种不同的语言，每一种语言文学中都有值得翻译的优秀作品，但单个的翻译家不可能掌握很多语言，众多的翻译家中也不可能将所有语言都掌握，即使都掌握了也不一定用来从事文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