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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战国初年的儒墨之争（第4页）

此外，还列举儒者的诸多问题。

例如，儒者用过于烦琐装饰的礼乐来满足人们的虚荣心；用过长时间的丧礼和伪装的悲哀来欺骗亲人；重视命运、轻视贫穷，违背农业，而安于懈怠和高傲，又贪于饮食，即使陷于饥寒，危于冻馁，也不思改变。

[14]见到富家有了丧事，就大喜过望，欢呼：“这才是衣食之源啊！”

[15]“儒者说：‘君子必按古例去做，才合于仁义。

’回应者问：‘所谓古人所言所行，也都曾经是新的呀。

古人言之行之，那就不是君子呀。

你若做不是君子的行为，说不是君子的言论，还能算是仁吗？’”

[16]墨者还用传说中圣人的诸多创造，批驳儒者“循（述）而不作”

的虚妄。

[17]墨者还批评儒者对敌仁慈、姑息暴乱之人，认为不言人过，君主无以知奸，虽有个人仁慈，但妨碍“天下之利”

[18]。

墨子从正面提出的主张仍然是针对儒家的。

比如，节用、节葬，就是与非乐、非命主张相一致的。

为了达到节葬节用的目的，他提出了这样的3项原则：其一，“使各从事其所能”

，即要求人民各尽所能，积极劳动。

其二，“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

，即生活资料供给到够用为止。

其三，“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弗为”

，即不利于民生的其他消耗一律禁止，也就是禁止浪费。

墨子认为，只有从根本上反对人们在物质上的享受，反对礼仪，反对艺术，才能使人民吃饱穿暖，才能得到安定的社会生活。

那么，怎样才能让人们做到节用、节葬呢？这就要相信兼爱和交利，相信天志和鬼神。

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

[19]，“赏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私）”

[20]。

墨子“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

，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21]。

贤者不但可以选为里长、乡长、宰、卿，甚至可以选为国君、三公和天子。

在贤人的层层统治下，臣民都要绝对服从上级，层层上同，直至天子。

臣民有义务作为耳目，帮助上级监督社会，发现贤人、暴人，都要报告，以便上级实施赏罚。

这就是尚同。

最后，天子又尚同于天鬼，这样天鬼的意志——天志就可以贯彻到人间，惠及每个人。

大家都相信天志，按照天志行事，兼爱就实现了。

兼爱，即平等地爱，所有人，没有任何界限、等级，都应施以同等的爱。

兼爱的体现，就是交相利，即相互有利于对方，也就是利他主义。

显然，这种观点与西方发明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所表现的含义有其相通之处。

墨者社团大概就实行了这种精神。

墨者的兼爱是针对儒者的孝悌的。

墨子认为：“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