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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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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不乏精美的政治设计,但恐怕已不能照搬用于当世:即便“政治儒学”
之说能够成立,也不能说明那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政治。
儒家曾经十分管用的政治理念和具体措施,虽不无借鉴意义,却无论如何不再鲜活有力竟而可以简单“克隆”
——康有为在现代文明危机开始时就已高瞻远瞩地指出:“夫治国之有法,犹治病之有方也,病变则方亦变。
若病既变而仍用旧方,可以增疾。
时既变而仍用旧法,可以危国”
,[25]又曰:“若引旧法以治近世,是执旧方以医变症,药既不对,病必加危”
。
[26]
国学固有其妙,却主要不在政体上,否则,国事危矣。
宪章文武与师法后王,本来就不矛盾,[27]故孔子法后王而为圣师。
康有为清醒地指出“不穷经义而酌古今,考势变而通中外,是刻舟求剑之愚,非阖辟乾坤之治也。”
[28]中西经义当然要穷,古今之变必须斟酌,然则何以穷究考辨?康子曰:“凡强敌之长技,必通晓而摹仿之,凡万国之美法,必采择而变行之”
,[29]师夷长技未必以制夷,却足可自强。
张君劢早年即已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政法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本土文明当然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但并不能成为未来国家建设的直接依据:
中国近来提出东方文化说者日盛,即吾辈亦以为东方文化自有其价值,不可忽视也。
然但就政治就国家之理论言之,则古人之言,绝少可以为新国家建设之凭借者,此国人所当确认者也,唯其然也,除以西方柏拉图以来之国家论,大昌明于国中外,无他法矣。
[30]
国人痛感时局,积极引入西学以求自强,渐而至于“全盘西化”
之极端,为了抵抗这种买办文化,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帮并不守旧的新派学人大力弘扬东方文化尤其中国传统思想,开启了“文化保守主义”
的几代香火。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现代新儒家第一代宗师之一的张君劢却清醒地认识到,本土资源的价值自不待言,却不体现在国家政治方面。
换言之,即便昌明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国家政体学说,也并不就是在否认传统文化的价值。
张君劢晚年在《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的演讲中提出了与上述洞见不同的看法,认为复兴儒学乃是中国现代化的途径,因为他发现欧洲现代思想建立在希腊哲学的基础上,中国同样可以利用自己旧有的基础。
他的思考不是纯粹的学术探究或“思想的回忆”
,而是要找出“中国思想复兴的方法”
,最终得出了与早年不同的结论:“中国的土地是固厚而广阔的,足供建立新思想之用。
……现代化的程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
[31]我们认为,从内在的思想方面着手现代化的建设,用儒家的学说为未来的哲学奠定基础,或者以复兴儒家思想而“让现代化在更稳固和更坚实的基础上生根”
,[32]均无不可,但这个层面的思考会给人错觉,以为思想(哲学)的复兴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仿佛重回正统儒家思想,宪政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思想义理和典章制度关系密切,却不能等同,更不能简单推导。
我们完全认同当前的儒学复兴,赞成“创造中国式的政治制度”
,也有保留地同意当世大儒蒋庆先生的如下看法:“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能背离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完全走西方式或者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
,[33]但“超越西方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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