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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3页）

作为公义理性，或者正当理由，文化就成为主导“制度”

重建的权威原则，而在新生无产阶级意识之铁锤的敲打下这些权威支离破碎，无产阶级便是社会政治表征之中的“他者”

，不仅反映了“国民生活的主流”

，而且唯有这个他者才有能力培育真正开化的人类，反过来也唯有这真正开化的人类才能复活他们的生命，延续他们的权威：

故此，假如文化仅仅意味着努力自我完善，而人的心灵又是自我的构成部分，文化以及心灵烛照我们，向我们昭示在纯粹的为所欲为之中绝无如此神圣之事……而真正神圣者，乃是爱正当理性所预定之事，服从正当理性之权威，那么我们就从文化中获取了实际的恩泽。

【实证主义者指摘说，阿诺德的“文化”

是一个江湖骗子为逃避人类社会政治律令而设计出来的骗术。

此处的言论，就是对这种指摘的回答。

】我们便得到了一项非常紧缺的原则，一项权威原则，藉此而对抗正在威迫我们的无政府潮流。

然而，如何组织这种权威？将实施这种权威的权力交托谁手？（CA，第123页，黑体字是引者表示突出的句子）

阶级冲突乌烟瘴气，阴森可怖，而且提出了许多问题，阿诺德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逻辑上堪称“必须”

，因而几乎是铁板钉钉，毫无疑义。

然而，这种回答有一个同语反复的逻辑论辩，而在那些对人文主义充满同情的评论者直接将阿诺德等同于“超然无执探索”

，在他们选择性记忆过程之中，这种同语反复却常常被忽略了。

阿诺德的回答，乃是“将阶级观念提升为整个共同体观念，即国家观念”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34页）。

“庸常的自我”

，“从来就不会引领我们超越碰巧所属的阶级观念和意愿”

。

而由这种庸常的自我所构成的民主制度下，我们“各自为政，个性彰显，彼此反目”

。

与这么一种自私的移心倾向所预示的无政府杂乱与黑暗状态针锋相对，阿诺德的“国家”

观念“在欧洲大陆和古典世界屡见不鲜”

，乃是源于“优秀的自我”

，人文化成的“本色的自我”

。

经由这个自我，“我们彼此合一，个性内敛，和谐共处”

：

赋予这一【本色自我】以权威，吾人即可高枕无忧，因为此乃吾人所能拥有的最忠实的朋友。

当无政府状态危及吾人，吾人则忠信不二，转而求助于这种权威。

毋庸置疑，此乃文化，或者完美的学问力求在吾人身上弘扬的自我。

然而，付出的代价，则必须是那种古老而冥顽不化的自我，它仅仅是在为所欲为当中、在习俗之举当中求取快乐，让吾人冒险同每一个同样为所欲为的人磕磕碰碰！

以至于我们可怜的文化啊，被当作毫无用处的东西而备受蔑视，某些想法油然而生，惟有这些想法才能满足万分困惑的当代之伟大需要！

吾人需要权威，可是除了怨毒的阶级、彼此的猜疑和互相的僵持，权威无处寻觅。

文化却暗示国家观念。

在庸常的自我之中，吾人得不到稳固国家权力的基础。

文化却暗示吾人，这种基础在于优秀的自我之中。

（CA，第134～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