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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12页）

的基本立场，因而见证了人文主义的如此境遇。

因为，颇具吊诡的是，布莱克摩尔通过严厉地否定《白鲸》和《皮尔埃》及其作者在美国文学传统中的地位，却恰恰成全了白璧德的结构范型及其所捍卫的政治：

一部小说的戏剧形式，就是使之整一，使之运动，赋予它一个中心，确立一个方向……我们可以想很多办法，让一部特定作品所再现的实在成为一个整体。

但诡异的是，抽象活动和打破禁忌看来却加深了我们与作品实在的亲切感。

更加令人欣慰的是，它提升了我们对控制实在之道的意识。

控制意识也许是领悟的最高形式。

它理解，却不沉湎。

人们也许如笔者一样，认布莱克摩尔为新批评阵容中胸襟最为开放、探索最为得力、心灵最为博大、气质最为后现代的批评家。

即便如此，本文漫游到布莱克摩尔的文学批评领域，也可能是离题万里。

但是，如果您还记得，拙文的论题是人文主义，而非就事论事地局限于白璧德，那么，笔者论述布莱克摩尔洞见的盲目，其意义也一望便知。

笔者暗示，将某些人文主义反动的共鸣别出心裁地归因于个人信念，就可能让“自由人文主义”

将白璧德、摩尔排除在他们的阵容之外，而又不同时催迫他们自我拷问那些深深铭刻在人文主义话语之中的前提。

同样，他们拒绝自我拷问人文主义话语实践的原则，也大大有助于解释：在“博放时代”

，面对“现代生活中起作用的分崩离析的影响”

，面对“选课制度”

所孵化和养育的“道术为天下裂的怪异离心学问”

，何以要一再努力强行灌输阿波罗的中正之道，实施约束，展开“君子内省”

（白璧德、摩尔语），而这种努力为何永恒不绝而终于无功而返。

这大体上说明了近期哈佛大学内外复兴白璧德声望的努力。

[51]换言之，这项计划构成了一种多元决定的征兆，预示着阿波罗主义在当代历史危机之中的复兴。

它不仅表明，文学体制之内的人文主义者，诸如艾布拉姆斯、布斯、多纳休以及贝特，到解构论和批评理论对于这场复兴的反动反应，还有被他们贬低为“专业主义”

的其他研究领域的出现。

在广义上它还表明，《哈佛核心课程体系报告》的执笔者们所贬低且为众多人文主义教师和官员所鼓励的学术研究，笼罩在后结构主义反记忆所实施的解神秘化氛围中。

“超然无执的探索”

从此不再神秘，更不用说，十多年历史的越南战争，以及更重要的是，在“1968年事件”

达到**的学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