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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9页）

去适应这种天翻地覆的历史处境。

但是，他执着于英文的疗治力量天下皆知，所以他志在一个颇为不同且更为审慎的西方权威论域之上调适，重构因种族意识的兴起和公开的殖民统治坍塌而移心的中心权威。

如果“我们”

不能将他们当作“殖民地”

来统治，至少也能“影响”

他们——通过将英语确立为“辅助的世界语”

，[73]通过控制信息秩序，从而培育、驯化以至收编他们危险的“导致节奏失序”

的能量。

瑞恰慈显然并不认为，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可能并不需要凭靠英语、仰仗英语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更重要的是，瑞恰慈显然也不认为，对于生活在20世纪中叶的印度人和阿拉伯人而言，作为话语实践的英语同时也是经济社会政治和殖民主义权力的工具——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

《实用批评》的杰出作者，仍然影响深远，却以“公正”

阅读之名，不懈地表现出“死抠教条”

和“平庸应答”

，玷污剑桥大学莘莘学子的档案。

但他依然对铭刻在“高效的”

边沁主义思辨工具之中的全景监视修辞和种族中心论权力意志刀枪不入。

这一点确实不无反讽味道。

本节之开头，笔者引用了一首赞美诗，其中最后一句便充分暴露了瑞恰慈的阿波罗式话语的真谛：“他对于自己所描述的历史事件的理解是何等抽象虚灵！”

[74]或者换言之，这位反讽大师如何陷入文献学传统之中不可自拔！

而反记忆不仅把这一文献学传统揭示为社会化建制的结构，而且揭示为强制的规训网络：

语言已经功德圆满，成为一种浓密而且自成脉络的现实，构成了传统的场所，无言思维习性的场所，一个民族心灵隐秘的场所。

它积聚了一种无法逃避的记忆，甚至它还不知道自己就是记忆。

调遣他们无法制服的语词表达思想，将它们尘封在对其历史维度无知无觉的语言形式之中，人们相信言语就是他们的奴隶，而丝毫觉察不到他们对言语有求必应。

一种语言的语法秩序相对于其表达的可能内容而言乃是先天的。

话语的真理被困于文献学的陷阱之中。

[75]

福柯等人提醒我们，人文主义语言的牢房之外，没有更安全的监狱，而他的狱友却相信牢房乃是自由空间。

被监禁者无知无觉，却自觉自愿地作为他们自己和他人之监禁状态的承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