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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为家世界大同早期中国佛教辩惑与世界文学1（第2页）

他强调，世界大同主义是政治目的美化之后的自我呈现，将世界大同主义强化为一种写作实践，然而我更倾向于将其看作一种阅读习惯，这种习惯使得前世界大同主义时代的文本与世界大同主义传播方式相通。

[10]另外，虽然波洛克尤其关注世界性语言的官方用途，例如碑文等，而我的关注点则更多是文学文本服务于某种意识观念通则时的部署调度。

最后，波洛克将梵语大都会的出现看作是在本土反作用之下顺次出现的历史进程，而我则认为阅读和理解文学的模式——世界性的模式以及本土模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历史无关的。

[11]这些强调的不同被反复重复，尽管在关于哪一种语言（或者语言的哪一阶段）可以被理解为世界大同主义这一问题上，这些不同并没有在整体上导致显著的改变。

倘若近代的学者在确定传统儒学家对东汉和公元2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的诠释占优势地位这点上是正确的话，那么我所认为的中国真正的世界大同主义情感在时间上并不甚早于佛教传入中国。

[12]我们的资料没能使确切追溯中国佛教早期历史更为容易；然而，却足以让我们确定佛教在中国东汉时期表现活跃。

[13]

既然如此，并且由于其中的不确定因素和其他方面，一个有力的情况表示了东汉和六朝时期佛教与儒学互动的中国可能再现了世界大同主义竞争中的一个交叉点。

当然，世界大同主义可以被视为是从早期阶段的各色世界大同主义中出现的，正如当阿卡德语开始取代属于闪族语的地位或者当圣保罗意识形态（Paulineideology）（在世界大同主义希腊化语境下）在以犹太教为传统的局部特定地区成为普遍。

然而，由此出现了当两个独立自主发展并且具有普世雄心的世界观在一个文体中相遇时就没有了文明。

照此，儒学与佛学的邂逅不只是试图将描述或塑造文学世界大同主义这一现象的尝试推广的兴趣交接。

为此，我要分析一部特别有趣的文本，佛教辩惑著作《牟子理惑论》（Mouzilihuolun[MasterMou'sDisovingDoubts]）。

[14]这似乎是中国包含佛教文学传统的较早文本，正如它序言所说，这本著作可以追溯至约公元190年。

这部作品是佛教文学经典中的某种异类，那时其他的佛教辩惑和翻译都趋向通俗语言，并且这也被视为所有东亚语言中文学方言出现的重要里程碑，而《牟子》完全用传统体例格式写就，简洁扼要，文学引喻丰富，正如同时代的儒家散文。

[15]

一方面，高度的传统体例格式的语言运用似乎除了将读者从其他早期佛教文学的社会与教育地位中剥离出来之外毫无建树。

然而，文本细读则要求的更加复杂：通过对从经典文本中引用的文本使用的仔细校对，笔者认为，《牟子》传达出这样一则信息，至少两个无连续性的水平中，每一个都指向了一种截然不同的阅读模式和对佛儒意识形态迥然相异的整合方式，尽管佛儒二者在世界大同主义的声明上具有竞争性。

这部文本表面上为佛教争取面对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时的优越性，战略性地引证汉文佛典以便提升佛教地位。

另一方面，这些引用也成功归化了佛教，并且佛教的辞藻被有目的地运用于国内的汉文论辩，特别是儒道之间的论辩。

在《牟子》创作的假定语境，即是东汉倾颓，特别是公元184年所谓的“黄巾之乱”

，这一起义某种程度上披上了道教的伪装，这种语境下，这些论辩尤其急迫。

首先要强调的是这种创作语境仅仅是抽象的。

尽管序言将文本追溯至公元2世纪末，但是在陆澄编辑的佛教文学《法论》（约在公元456年完成）之前的已知资料中，并未提及《牟子》，读者方面，直到16世纪胡应麟提出了《牟子》是六朝（220—589）晚期的一部伪书，他举证了多出历史与教义的矛盾，例如，对佛陀在农历二月十五进入涅槃的设定，宣称与大乘佛教相关的趋势不作用于公元二世纪的中国受众。

[16]其他读者，包括法国汉学家昂利·马伯乐（HenriMaspero）（基于公元3世纪20年代佛陀生平中某种程度上的文学相似，他声称应是公元3世纪中期的某一日），而皮埃尔·派略特（PierrePelilot）（他更为接受前文提到的2世纪晚期）提出更早的日期。

某种程度上，这些认为是较晚日期的人是假设了佛教传播主要是通过北方，沿着丝绸之路的陆上交通直到汉朝古都长安，但是近期对太平洋两岸的研究表明了佛教通过水路传播到中国南方的可能性，这就使得较早日期的说法更为可信。

事实上，这些颇受关注的文献学和史实证据可以被汇编起来，从而表明《牟子》是真正的早期佛教辩惑著作，而且正是近期的伪造文书导致一些人认为这一文本也许代表了一个对不同创作层次逐步编辑的结果，一个稀松平常的关于早期汉文佛典的现象，相比之下，笔者更加倾向于后者。

[17]在任何事例中，我们所知道的文本都有连续的历史从而可以作为代表，从15世纪向前追溯至早期佛学与儒家学识相接触的2世纪，它是如此具有代表性，使得我要探讨这部作品。

倘若《牟子》的作者不详，那么它作为世界性读本的历史也就依旧尘封。

在提出关于这篇文本如何解读为世界大同主义，并且笔者在何种语境下开始分析《牟子》用来协调它的两种世界性语境的明确策略，这些策略趋向于将文本目标引向将从中国传统中与自身相悖的引文进行配置，从而证明佛教话语的优越性。

其次，笔者考虑到一个更微妙的文本层次，这可以理解为是与内部儒家和道家思想（以及它们的世界大同主义启示）论辩的接洽。

换言之，《牟子》可以在佛教背景下进行佛教辩惑解读，亦可以在汉语背景下解读为道家似的论战，读者对文本的最终判定则基于他或她自身的阅读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