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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的歧途（第2页）

一出戏是要演给大众看的；没有观众，也就没有戏，严格地讲来。

好了，你要观众看，你就得拿他们喜欢看、容易看的，给他们看。

假如你们的戏剧家的成功的标准，又只是写出戏来，演了，能够叫观众看得懂，看得高兴。

那么他写起戏剧来，准是一些最时髦的社会问题，再配上一点作料，不拘是爱情，是命案，都可以。

这样一来，社会问题是他们本地当时的切身的问题，准看得懂；爱情、命案，永远是有趣味的，准看得高兴。

这样一出戏准能哄动一时。

然后戏剧家可算成功了。

但是戏剧的本身呢？艺术呢？没有人理会了。

犯这样毛病的，当然不只戏剧家。

譬如一个画家，若是没有真正的魄力来找出“纯形”

的时候，他便摹仿照像了，描漂亮脸子了，讲故事了，谈道理了，做种种有趣味的事件，总要使得这一幅画有人了解，不管从哪一方面去了解。

本来做有趣味的事件是文学家的惯技。

就讲思想这个东西。

本来同“纯形”

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哪一件文艺，完全脱离了思想，能够站得稳呢？文字本是思想的符号，文学既用了文字作工具，要完全脱离思想，自然办不到。

但是文学专靠思想出风头，可真没出息了。

何况这样出风头是出不出去的呢？谁知道戏剧拉到文学的这一个弱点当作宝贝，一心只想靠这一点东西出风头，岂不是比文学还要没出息吗？其实这样闹总是没有好处的。

你尽管为你的思想写戏，你写出来的，恐怕总只有思想，没有戏。

果然，你看我们这几年来所得的剧本里，不是没有问题、哲理、教训、牢骚，但是它禁不起表演，你有什么办法呢？况且这样表现思想，也不准表现得好，那可真冤了！

为思想写戏，戏当然没有，思想也表现不出。

“赔了夫人又折兵”

，谁说这不是相当的惩罚呢？

不错，在我们现在这社会里，处处都是问题，处处都等候着易卜生、萧伯纳的笔尖来给它一种猛烈的刺激。

难怪青年的作家个个手痒，都想来尝试一下。

但是，我们可知道真正有价值的文艺，都是“生活的批评”

，批评生活的方法多着了，何必限定是问题戏？莎士比亚没有写过问题戏，古今有谁批评生活比他批评得更透彻的？辛格批评生活的本领也不差罢？但是他何尝写过问题戏？只要有一个角色，便叫他会讲几句时髦的骂人的话，不能算是问题戏罢？总而言之，我们该反对的不是戏里含着什么问题，若是因为有一个问题，便可以随便写戏，那就把戏看得太不值钱了。

我们要的是戏，不拘是哪一种的戏。

若是仅仅把屈原、聂政、卓文君，许多的古人拉起来，叫他们讲了一大堆社会主义、德谟克拉西，或是妇女解放问题，就可以叫作戏，甚至于叫作诗剧，老实说，这种戏，我们宁可不要。

因为注重思想，便只看得见能够包藏思想的戏剧文学，而看不见戏剧的其余的部分。

结果，到如今，不三不四的剧本，还数得上几个，至于表演同布景的成绩，便几等于零了。

这样做下去，戏剧能够发达吗？你把稻子割了下来，就可以摆碗筷，预备吃饭了吗？你知道从稻子变成饭，中间隔着好几次手续，是同样的复杂。

这些手续至少都同剧本一样的重要。

我们不久就要一件件地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