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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第2页）

风从街面掠过，树叶、旗幡、广告牌，都迎风而动，行人的头发和衣衫，也顺风飞舞，只有他的，往上飘；他躺着的那部分，是吹不动的。

他目不斜视，更不围观，即使几米开外发生车祸，爆出巨响，闹出血案，他也不会转过头看看。

生活在他那里，只是与世隔绝的幻觉。

但有回他从我们报社门前过，手里竟破天荒拿着两根刚从市场买来的黄瓜（不是竖着拿，而是横着拿），我想，这一定是他父母的再三交代，实在推脱不过。

对他回到市里，没有谁比他父母更伤心，也没有谁比他父母更放心。

金昌作为一省的边地，东、西、北与另三省搭界——这意思是，它与谁也不搭界，脏乱差远近闻名，早被称为“光灰”

城市，光灰，就是只有灰；且处在地震带上，隔那么三年五载，就闹一场地震，虽是小打小闹，只在1916年震死过二十多人，但山川河流，高楼大厦，该有一双怎样的巨臂才能将它们摇动？每念及此，再镇定从容的，也会产生孩提时才会有的恐怖联想，加之最近十年来，市里每年都搞防震演习，提醒大家：脚下的大地是可以坠落的。

这感觉相当不好，稍有办法的人，都会拍拍屁股，溜之大吉。

市里有个画家，通过将近五年的周旋，终于调到另一座城市，走到边界上，他下车来，转过身，朝着金昌市撒了泡尿。

他以这种方式表明他恨那个地方。

胡坚以状元身份考到京城，尽管还是学生，但谁都认为他事实上已经远走高飞，结果还是回了原籍，在金昌人看来，这不仅是不自然的，还是丢脸的。

父母就为这个伤心。

——让他们放心的是，胡坚几无自理能力，回到身边，他们可以照顾他。

但究竟说来，父母不能照顾他一辈子，将来找个媳妇，是怎样一个人还很难说，哪怕是再好的媳妇，也不可能做到像父母这样的巴心巴肝。

去北京读书那阵，学校有食堂，饿了，他总知道去食堂；现在，机关里也有食堂，满街满巷还有餐馆酒楼，但他不可能一年四季吃在外面。

一旦父母闭眼，他也没那么多钱去外面吃喝。

父母都是文化馆的普通职工，为送他读大学，油已熬干，没什么遗产留给他，他们想趁自己还活在世上，让他知道菜市场在哪里，知道天然气炉该怎样打燃，怎样关闭。

然而，就像当初纠正他别随便躺下一样，可以说毫无成效。

父母的焦虑和失望，可想而知。

在他们的理想中，除了希望儿子懂得怎样生活，还希望他懂得怎样进步。

进了市委机关而不追求进步，差不多等同于罪恶。

机关里竖着一台天梯，你只能一步一步往上爬，你不往上爬，就只能永远充当垫脚石，永远去看别人的屁股。

要论学历的含金量，从科员到书记，无人能与胡坚相比，他念的不仅是国内顶级大学，成绩还样样是优，这样的人才，理应受到重用。

而所谓的重用，是人来用你，不是文凭和成绩来用你。

你没别的能耐接近权贵，至少嘴巴要放甜些，步子要放快些，脑子要放灵光些，这样别人才可能把你往他的篮子里搁，关键时刻，也才会把你从篮子里拎出来，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去。

可胡坚倒好，在宣传部上班一年多，连几个副部长都没认清楚！

他刚进宣传部的时候，领导对他寄予厚望，上班不到半月，就遇上省里的文艺汇演在金昌举行，开始市委书记没准备出席开幕式，更没准备讲话，但省长临时决定前来参加，市委书记便马上组织讲话稿，他没让自己的秘书写，而是点名让胡坚写。

胡坚只用两个钟头就交了卷。

市委书记没作任何反馈，直到开幕式那天上台讲话，胡坚才知道，市委书记讲的，没一句是他写的。

类似的经历还有过两次，一次是给宣传部部长写，一次是给分管文教的副部长写，略微不同的是，副部长那次把他叫进了自己办公室，让他修改，说小胡啊，你在名牌大学混了几年，写的东西怎么没一点儿高度？副部长并未指出应该具有怎样的高度，胡坚闷头闷脑地改了两遍，结果是副部长把他的稿子扔进了字纸篓。

谁也不知道胡坚是否为此难过，但迷惑肯定是有过的。

我听他的同事说，有好几天时间，胡坚都在默默地翻阅文件，主要就是查看领导们的讲话稿，文件里不好查，就到电脑上去查，反正市领导的讲话，都在日报上全文登载过，也都上了网，查起来很方便。

他不仅从电脑上查出来，还下载了，将若干篇讲话放进一个文档，反复比对、研究，看领导们需要的高度在哪里。

研究了几天，别的啥都没明白，只明白了一件事：领导们今年的讲话稿，和五年前乃至十年前的讲话稿，是大同小异的。

他把部长关于繁荣戏剧创作的两篇讲话，相同的句子拉红，结果拉红的部分占了整篇讲话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而这两篇讲话相距七年。

胡坚由此安下心来。

人们说他脱离现实生活，可他觉得自己跟领导相比，与现实不是离得太远，而是贴得太紧，紧得都有些发烫了。

他有了更加可靠也更加强大的理由，龟缩进自己的天地，连买两根黄瓜这样的事情，也不愿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