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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鹞（第6页）

此时，刘益卿把风筝一一修补好，分给邻居，并通知街坊邻居“永古斋”

举办风筝比赛来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松台山上一只只风筝飞了起来，那只大红的“福鹞”

特别醒目，那是小城人劫后重生的盼头。

现在看来，这也是一次告别仪式。

此后，刘益卿再也没有扎过一只风筝，更不用说放风筝了。

风筝属于封建余孽，再说那时一天顶二十天用，肚子都吃不饱，哪来力气扎风筝和放风筝呢？

一九六一年四月，一个放鹞的春日，刘益卿入了土。

纸钱纷纷扬扬像断了线的风筝上了天。

风筝，飞是一条命，不飞也是一条命。

它的命看似掌握在扎风筝的人，或者放风筝的人手里，其实，风才是它的命。

四

刘益卿走后的第五个秋天，即一九六六年十月，刘家的长房长孙刘力坚来到这个世上。

风继续吹，天上继续没有风筝。

鼓楼街九十号——旧日的“永古斋”

，现在的毛线店，刘力坚八十岁的母亲伊秀华坐在五彩斑斓的毛线团中，安静地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

刘力坚的姐姐刘丽明在为顾客选毛线。

刘力坚调侃似的对母亲说：“我眼一睁开，子弹就在我眼前飞，这跟我后来去当兵是不是有关系？”

老母亲神情平和，眼中不起一丝波澜。

让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回忆往事，就像一颗石子投进一口深井，大半天才听到回声。

一九六七年六月里，二十八岁的伊秀华带着不满周岁的刘力坚和她三岁的女儿刘丽明去茶山乡下避难。

离城那天，天是阴的。

伊秀华背着一个包袱，抱着襁褓中三个多月的刘力坚，再也腾不出手去牵女儿那双稚嫩的手，女儿就紧紧抓着母亲衣服的下摆，娘仨从小南门码头乘河轮到茶山。

包袱里除了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几张粮票和一包糖霜（白糖）。

粮票和糖霜给茶山那户收留她们的人家。

刘家在茶山没有亲戚，她们是去投奔邻居在茶山的一个亲戚。

码头上乘船的人已排了长长的队，大家你推我搡地往船上拱。

船已挤满了，船老大迟迟不开船，站在岸上像吆喝牲口一样一个劲地把人往船上赶。

岸上突然响起一阵“哒哒哒哒哒”

的枪声，慌得船老大跳到船上，逃一样地出了城。

乌云笼罩着身后这座城市，酝酿着一场暴风雨的到来。

船舱里拥挤不堪，各种气味蒸腾，把每个空隙填满。

而有一种比气味更热烈的东西在船舱里翻腾——两种立场的争辩。

一条河上的一叶舟子上的争论，有如一群隐姓埋名的人在一块安全之岛上忽然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多少有点戏剧性。

这样的争辩在那个年代实在太普遍了，有人的地方就有两派的争辩，比如两条街交会的街口，比如小公园的平台上，人会聚的地方就有辩论赛。

那时甚至一个家里也开展一场又一场的辩论，刘家亦是如此。

刘益卿只有一个儿子刘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