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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 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第13页）

皇帝不受法律约束，自古皆然。

此外，法律的弹性相当之大，各人的身份不同，犯同样的法，处罚也各各有别。

对待贵族官僚，更是赋予种种豁免特权。

三、法律的儒家化——礼法结合。

儒家的纲常名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法调整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谓“德主刑辅”

，“出礼入刑”

便是封建法律的一大特点。

董仲舒更是开创了“经义决狱”

的司法传统，以《春秋》大义进行裁决，将儒家经典置于法律之上。

传统法律只涉及行政、刑事等公共事务，而民事方面则受传统礼教风俗控制，没有关于家庭、贸易的私法与民法。

宋朝以后，家族法规、乡规民约也成为国家法律的一种补充。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

四、行政司法合一。

中央司法机关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只是皇帝的附庸；地方司法机关则由行政机关兼理，最高行政长官就是最高司法官，他们全都隶属一人——封建帝王。

而西方现代民主法制的核心内容与原则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严格实行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分立。

现代法治与民主宪政相联系，在本质上反映社会公众的意志而非个人或某些团体的意志，它是一切社会生活及公共权力的基础。

法律就是“上帝”

，就是神意。

它凌驾于一切之上，所有权力包括国家权力都置于法律的范围之内，即使国王、总统、首相，都得受其制约，必须遵法守法，只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使职权。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没有谁可以超越法律之上，也没有谁拥有任何特权逃脱或减轻法律的裁决。

其内部机制的重要特点就是法官终身任职、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力量干预、左右与影响；为确立司法公正与司法信任，司法机关在法律上享有绝对权威，而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了法律约束，最终都要接受司法机关的检验。

由此可见，中华法系历史悠久，但并非严格意义的现代法治，其专制性、残暴性、随意性与封建政体相吻合，长期地施行着一种人治政治。

异化，是人治政体下不可避免的一大特征。

人治模式中的官员是人民的统治者、支配者，具有管理、教化人民的职能。

他们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逐渐集名、利、权于一身，具有高于普通人的尊贵特权。

官职成了一根闪闪发光的“魔杖”

，拥有官职就意味着拥有一切。

于是，一种以官为本、官贱民贵的社会群体心理——“官本位”

就这样形成了。

官本位突出官权，贬低民权，以官为主，以民为仆，本末倒置，官位就这样慢慢地异化了；而那些拥有官职者“一登龙门，身价十倍”

，自我膨胀，对上则奴，对下则主，没有人格的平等，被权力阉割，完全失去了“人味”

。

因此，人治模式下的人，都已异化得不成人样，难以找到一个真正的、纯粹的、大写的人！

人治模式下，必须形成任人唯亲、虚伪谄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因循守旧、朋党之争、庸官当道、外戚专权、宦官为祸等诸多恶习与弊端。

与人治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令封建皇帝最为头疼的贪污腐败现象。

历代都有严厉惩治贪官的法律，朱元璋更是将那些被判死刑的贪官拉到每个府、州、县设有的“皮场庙”

去剥皮，并将剥下的皮填充稻草、石灰等物，然后挂在衙门的公座旁以儆效尤。

可贪官们总是“前仆后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