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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天降大任的自觉担当者（第7页）

依照成例，清廷对民间武装不给官饷。

曾国藩自办团练以来，所有饷银都得自筹。

随着队伍日渐扩大，活动范围也由湖南转入湖北、江西，以客军的身份与太平军作战。

如果没有地方大吏支持，就难以筹集军饷。

而没有军饷，湘军将不战自溃。

作为清廷唯一倚靠的军事力量，曾国藩不得不寄人篱下，事事仰仗于人。

在江西的时间一长，饷银难以到位，曾国藩只有自己聘用官员抽厘筹饷。

这便侵犯了江西地方官员的利益，他们除了攻击谩骂外，自然要对曾国藩处处刁难，事事设防。

长期处在夹缝之中如履薄冰的曾国藩，感到自己的日子过得实在是太窝囊了，一肚子苦水无处倾泻。

正在这时，他接到父亲曾麟书病逝的噩耗，马上向朝廷奏报丁忧，陈请开缺。

不待谕旨下达，便离军而去。

一向谨小慎微的曾国藩，一则出于对父亲的孝敬，更主要是太过压抑急需发泄之故，竟犯了清廷之大忌，身负重任的领兵大臣自行委军而去，当从严治罪。

幸而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反复上疏说情，才得以开脱：委军一事免于追究，准予三个月开缺假期，假满后仍回江西办理军务。

眼看三月假期将满，只要回想这些年来的艰辛磨难与掣肘羁縻，曾国藩心中就愤愤不平。

一向韬光养晦、涵养深厚的他忍无可忍，不禁露出了少有的锋芒，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以替父守制三年相要挟，公然要官：“非位任巡抚，有察吏治权者，决不能以治军。”

谁知曾国藩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要挟，“出台”

得不是时候，正赶上太平天国内讧后处于军事收缩与少有的低潮时期，咸丰帝以为撇开曾国藩，马上便可攻下天京。

他本来就对汉人有所疑忌，此时更不可能授予曾国藩实权，便顺水推舟，批准了曾国藩在籍终制的请求。

曾国藩以退为进，结果与本意大相径庭，不禁深感意外，更加苦闷惆怅。

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要挟之举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与非议，不少人都认为他是一个虚伪之徒，与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目相去甚远。

处处碰壁，事与愿违，曾国藩忧心痛苦之余，不由得陷入深深的反思之中。

他感到招讥引谤，实则咎由自取，怪只怪自己修养不够，常怀自命不凡之感，导致一叶障目，固执己见，一味蛮干。

同时，也缺少超脱出世的潇洒，“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

，他决心多从黄老之学中吸取养料，做到能屈能伸，能出能入，能沉能浮。

就在曾国藩守制反思之时，咸丰帝的日子并不好过。

原以为**灭太平天国指日可待，没想到离京出走的石达开实力尚存，在与清军的战斗中屡屡得手，扼制了皖、赣、浙三省交通枢纽，兵锋指向浙东，使得清廷富裕的后方战略基地严重告急。

此时，各地战事正处于胶着状态，咸丰帝环顾四周，已是无兵可用，无将可派，不仅占领天京遥遥无期，就连自己屁股下的宝座也有摇摇欲坠之感。

不得已，这才下了一道谕旨，再次起用曾国藩。

已在家中闭门思过一年有余的曾国藩得到复出机会，再也不提统兵非任实职之类的要求，匆匆收拾行装，复任效命。

再次出山后的曾国藩变得比过去圆融通达了，他深刻地认识到仅凭个人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扭转官场腐败弊端。

为了达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不得不收敛锋芒、委曲求全，变得日趋世故、左右逢源。

对自己的这一改变，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写道：“吾往年在官，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

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曾国藩复出不久，太平天国新任将领李秀成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一举再度攻破清军江南大营。

为使湘军竭力效命，咸丰帝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与让步，授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

后由署理改为实授，并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大江南北所有水陆各军，尽数归其调遣。

经历千辛万苦，曾国藩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执掌实权、威震一方的地方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