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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天降大任的自觉担当者02（第3页）

也由此而达至峰巅。

本该扬眉吐气、高兴陶醉的他，却面临着一连串新的操持、疑惧、忧心、困惑与烦恼。

攻克天京，原以为清廷会加功封赏，而实际得到的却是接二连三的严责与警告。

如果说口头的或书面的指责尚能忍受，而军事上的防范之举却令曾国藩怎么也不能接受。

就在湘军合围天京之时，清廷以种种借口调动其他军事力量，在长江中下游屯兵布防：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交界之处，冯子材、富明阿把守镇江、扬州，官文驻扎武昌。

清廷意图昭然若揭，针对的已不是太平军，而是对清王朝忠心耿耿的曾国藩了。

一旦湘军轻举妄动，就会招致其他清军围攻。

不仅如此，清廷还暗中支持左宗棠的左系湘军脱离曾国藩，与其分庭抗礼，以收内部瓦解之功。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历史常以惊人的相似重复上演过去的一幕幕悲喜活剧，达至事业顶峰的曾国藩同样不得不面临中国古代历史的盲点与困局。

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无非三条：一、起兵反叛清朝，问鼎中原；二、保持实力，维持现状；三、裁撤湘军，自剪羽翼，以明心志。

此时的曾国藩如若反戈一击，只要他打出驱除鞑虏，恢复汉人江山的旗号，草拟一封类似于《讨粤匪檄》的《讨满清檄》，振臂一呼，必能起到豪杰景从，天下归心之效。

他麾下所统湘军约十二万人，是一支能打硬仗恶仗，且仅忠诚于曾国藩的带有私人性质的军队，国内没有任何一支军事力量能够与之抗衡争锋。

那些驻扎四周的防范力量，除了激怒他外，根本起不到威胁震慑之效。

曾国藩只要愿意，兵锋所指，不是归附，就是溃败。

就当时格局、势力而言，一批因湘军而崛起的湖南精英纷纷出任封疆大吏，以曾国藩的模式执掌地方军政大权。

就在曾国藩攻克天京的前一年，即同治二年（1863年），全国总督八人，由湘军将领出任者三人；全国巡抚十五缺，湘军将领任有七缺；曾国藩所辖江、浙、赣、皖四省，其中江、浙二省富甲全国，根本不必为兵饷、粮饷而担忧。

如果将这些间接的、隐性的力量计算在内，曾国藩实际上已据有清朝半壁江山。

友人、幕僚、部将开始以各种形式劝说曾国藩了。

要说龙袍加身对他没有半点**，肯定是一句假话。

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国人内心深处，都有着浓厚的帝王思想，只是有人表现得十分强烈，有人沉隐于潜意识之中。

一生谨小慎微、临事如履薄冰的曾国藩，不得不犹豫再三、权衡不已。

当初出山的目的是什么？不仅仅在于为清廷效命打江山，而是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也就是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儒家主流思想。

作为理学家的他，曾以要挟咸丰帝伸手要官要权而招致多方攻诘，如果再行起兵，不更将自己推向不忠不义、虚假伪善的境地吗？曾国藩当初出山想得最多的，是为道义而战，为使命献身，没想到还真的修成了正果。

人要知足，位居人臣之极，更复何求？“尔的官是做不尽的”

，想到祖父的训诫，他知足了。

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能进能退，见好就收，方为上人。

况且起兵反清，也是一桩冒有极大风险的“活路”

，弄不好会惹来杀身灭族之祸。

即使成功登上九五之尊，又得经历一番战乱，导致生灵涂炭。

他对湘军攻入天京后烧杀掳抢的残忍暴行一直负疚于心，认为这支军队已失却当初的朝气与血性，变得暮气深重，无以约束。

特别是攻下天京，已是大功告成，将领升官，士兵发财，人心思归，谁还愿意继续卖命？加之湘军内部，除嫡系十二万外，又分出了李鸿章的七万淮军，左宗棠的五万左系湘军，如若起兵，他们会不会像太平天国那样，重演内讧的血腥惨剧？更何况，当皇帝有什么好处？得利者自然是曾氏家族，可后代只要有本事，犯得着先辈为他们捞取吗？历数各朝皇族，一遇改朝换代，没有一朝后代得以善终。

表面看是为后代争利益，实则是贻害后人。

其实这都是曾国藩的个人谨慎考虑，湘军如若知道要进军中原攻打北京，只要曾国藩稍加鼓动，肯定会比过去更为凶猛。

他还没有鼓动，这天晚上，刚审完被俘的李秀成进入卧室休息，就有三十多员湘军将领集于前厅“逼宫”

，要求曾国藩接见表态，打到北京夺下“鸟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