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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国破山河在（第2页）

曾国藩自然心知肚明，便接连派人催促。

李鸿章也就一个劲地耍滑头，找出一大堆堂而皇之的理由，迟迟不肯起床。

三请四催，仍不见踪影，曾国藩不禁大为光火，几乎向他发出最后通牒：“必待幕僚到齐乃食！”

只要你李鸿章不起床，大家都不动筷，全都坐在桌前傻乎乎地等着你一人吧。

李鸿章知道事情弄僵，赶紧披衣起床，踉跄跑步而往。

曾国藩板着脸一言不发，其他幕僚自然也不好说什么，李鸿章更是大气也不敢出。

在一片沉寂与沉闷的氛围中，大家吃得很不是滋味，唯有咀嚼声与偶尔的碗筷碰击声。

早饭终于吃完，曾国藩一字一顿地说道：“少荃（李鸿章字），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

话音未落，即离席拂袖而去。

自此以后，李鸿章逐渐养成了早起习惯，直至病逝，“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

。

李鸿章才华横溢、卓尔不群，也就免不了几分自负，为人处世落拓不羁。

为此，曾国藩不得不“故欲折之使就范也”

。

曾国藩驻军祁门，因地势如在釜底，正如兵家所说的“绝地”

，幕僚们无一不劝曾国藩及早退军，尤以李鸿章劝谏最力。

经过一番实地考察，曾国藩也知祁门是处险地，但他早已上奏咸丰帝驻军此地，刚刚接过署理两江总督的圣谕就朝令夕改，会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于是，曾国藩只好硬着头皮一意孤行，继续将大本营扎在祁门，并对那些劝说的幕僚道：“诸君如胆怯，可各自散去。”

为此，李鸿章深感委屈。

正在这时，师生两人又在处置李元度问题一事上发生严重分歧。

李元度是湘军元老，对曾国藩有救命之恩，但他在驻守徽州时，却不听曾国藩的再三叮嘱与劝告，轻率出城与太平军交战，致使徽州失陷，祁门危在旦夕。

李元度的失误完全打乱了曾国藩的战略部署，令他尤为愤慨，决定上疏弹劾。

李鸿章极力反对，认为做人不能忘恩负义，也不能因为一次的失误就抹杀过去的所有功劳。

曾国藩从治军用人的全局出发，并不理会李鸿章的求情与指责，不顾个人私情，将李元度弹劾去职。

这也看出李鸿章与曾国藩内在的本质区别，作为理学家的曾国藩为人处世以道义责任为重，李鸿章则常怀几分私心，不论对人对己，都有念情营私之嫌。

两件事搅在一块，弄得李鸿章既委屈又无奈，觉得难与曾国藩共事，决意离开曾幕，前往正在南昌的兄长李瀚章处闲住。

李鸿章在祁门危急时离去，曾国藩大为不悦，认为“此君难与共患难”

。

可事情一过，双方都变得理智而冷静起来。

李鸿章深感自己过于冲动，环顾四周，觉得天下之大，唯有曾国藩称得上真正的豪杰志士，自己要想出人头地，非得依附他不可，正如胡林翼为他分析的那样：“君必贵，然愿勿离涤生（曾国藩字），君非涤生何以进身？”

此时，湘军与太平军酣战正急，曾国藩也急需李鸿章这样难得的人才，便给他一个台阶，主动写信相邀。

在离营八个月之后，李鸿章重回曾国藩幕府，过去的任性孤傲、虚骄浮躁几乎被打磨得一干二净。

与初次入幕相比，曾国藩对他“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熏陶之能事”

。

经过一番磨合，两人情谊渐浓，既是师生，又是朋友。

李鸿章晚年常说他受曾国藩教益之多，平生受用不尽。

据曾国藩孙婿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所记，李鸿章“平素最服膺曾文正公，启口必称‘我老师’，敬佩殆如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