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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国破山河在（第5页）

在一系列攻城略地的凯歌声中，李鸿章那与生俱来的“痞子”

性格——无信无赖、痞劲痞味、痞腔痞调不禁暴露无遗。

太仓城破，他下令围杀太平军一万多人；攻克昆山，擒杀淹死太平军约三万人，李鸿章竟将如此“惨劫”

视为“快事”

；特别是苏州杀降，更是将他推到了人性的审判台上。

太平军驻守苏州的纳王郜永宽主动请降，并在城北阳澄湖的一只船上议订降约。

淮军将领程学启立誓，常胜军首领戈登担保，郜永宽等人承诺杀死慕王谭绍光后率众来降，若用后世的观点来看，也算得上是起义投诚了。

有过如此一番仪式，双方自然要遵守契约。

商场如战场，战场也如商场，尽管明争暗斗，但可资依循的总的规则还是有的，比如双方订约，就得恪尽信守之责，否则后患无穷。

当郜永宽等人如期献上谭绍光首级开城投降后，李鸿章却以降众太多，如果不杀掉首脑，任其上下联络，必将防不胜防为由，将受降的太平军郜永宽等八王全部杀掉。

在人权、公法大行其道的西方社会，人们往往将荣誉与信义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当作证担保的戈登听说杀降消息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深感耻辱和极度伤心”

；接着是大为愤怒，情不能持；然后是发誓要为冤死者报仇，杀掉背信弃义的李鸿章、程学启以及“实际上他怀疑参与将诸王斩首和苏州屠杀的任何中国官员”

。

戈登用两艘轮船捕捉李鸿章没有成功，便写了一封西人所谓的哀的美敦书，也就是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辞职，交由清廷审判，否则，他将兴兵强制清方将攻克之地归还给太平天国。

据传，戈登曾携一杆短铳，四处寻觅李鸿章，要与他来一场私人对决，就像西人解决争端的古老方式那样。

“鸿章避之，不敢归营。

数日后，怒渐解，乃止。”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人格缺陷早就洞若观火，或旁敲侧击，或直言指责；李鸿章也知己之短，总想改正，可就是改不了，稍不留神就露出了“狐狸尾巴”

，真可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也。

曾国藩长期教导李鸿章为人做事要讲“诚信”

，李鸿章表面唯诺，可内心深处，对这一自宋明以来被理学家视为精神动力的理想道德规范不以为然。

做幕僚时想多睡一会儿懒觉，竟谎称头疼。

刚到上海，曾国藩就写信要他恪守孔子的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

敬者，慎也。

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

。

后李鸿章接手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了结天津教案，曾国藩问他：“你与洋人交涉，打配何主意呢？”

李鸿章道：“门生也没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

曾国藩捋着胡须沉思良久道：“呵，痞子腔，痞子腔！

我不懂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

李鸿章见势不妙，赶紧改口，称他是信口胡说，还望老师多多赐教。

曾国藩送给他的“法宝”

还是一个“诚”

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不至过于吃亏。”

李鸿章自称接过了老师衣钵，可实际上未能真正理解、吸取、传承曾国藩那作为一位真正理学家的本质精髓，缺少一种内在的精神贯注与严格要求，无论对己对人，都显得相当实际而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