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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 逸轨的新政（第11页）

本色就会显露而出。

比如在中法之战、中日甲午之战中，张之洞不顾敌富我贫、敌强我弱的事实，一意主战，因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发言”

，也就显得格外突出，引导着相当大一部分官员、百姓的激昂情绪。

而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对中国现实的日益了解，张之洞的思想，这才起了彻底性的转变。

戊戌政变不久，义和团运动爆发，慈禧担心西人干涉，逼她归政于光绪，竟不顾一切、歇斯底里地向西方八大强国宣战，同时谕令各省督抚派兵赴京勤王。

此时的张之洞，不禁十分矛盾而痛苦，疲弱的中国与其中的任何一国开战都无获胜希望，更何况要与英、俄、日、德、俄等八国联军同时开战？此举无疑以卵击石。

此时的张之洞，再也不敢顺风响应，高喊抗战了。

而对有恩于己的慈禧太后，哪怕心有不满，或极不情愿，他也不便，或者说不敢违逆。

比如戊戌政变时慈禧废帝立储，张之洞明知不妥，先是沉默以对，后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鼓动下，决定联合上疏抗争。

可折子发出不久，张之洞就开始后悔了，赶紧派人追回奏章。

就理智而言，此次他应该抗旨不遵，而感情上又难以决断，他担心别人指责他对朝廷不忠，担心慈禧太后怪罪于己。

但李鸿章最早发出的抗疏电报“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鼓舞了他，同时极力揣摩慈禧心态，觉得她出此下策，只是出于一时激愤的“妇人之见”

，等到局面难以收拾之时，肯定要做出反悔之举。

思虑再三，张之洞一方面以“沿江沿海，会匪本多”

，一旦兵力空虚，“各省必乱”

为由按兵不动；一方面派兵保护教堂与洋人；又与刘坤一共同发起“东南互保”

运动，说服东南督抚参与其中，并与各国驻上海领事正式签订《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使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

。

六年“清流”

在张之洞身上留下的烙印实在是太深刻了，李鸿章甚至在给皇帝的一封奏折中也说他“为官数十年，犹不免书生之气”

；而自儿时起就已融入他血肉之中的经世致用思想，这一生命的底色又无时无刻不在决定、影响着他的为人处世与言行举止。

清流标榜清高讲求纯粹，见不得污点，容不得阴影，有过于理想主义的倾向。

而现实世界总是贫穷与富裕、痛苦与幸福、黑暗与光明、污浊与纯洁相互并存。

躲在书斋空言，可以将浪漫的情怀、理想的追求、天堂的纯洁，慷慨激昂地发挥到极致，而一旦进入现实社会，一切的一切，就会大打折扣，有时哪怕为了造福于民，也不得不采取特殊的变通手段，甚至不惜与邪恶为伍，与污浊同流，授人以柄，遭人诟病。

张之洞自任地方大吏之后，便在“清流”

与“实用”

两端，不断作着矛盾的撕扯与痛苦的煎熬。

他曾**心迹地说道：“自官疆吏以来，已二十五年，唯在晋两年，公事较简。

此外无日不在荆天棘地之中。

大抵所办之事，皆非政府意中所欲办之事；所用之钱，皆非本省固有之钱；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

总之不外中庸勉强而行四字。”

他见不得官场的污浊，声明“权贵不足畏”

，可又不得不效忠慈禧，曲意奉承，哪怕那些瞧不上眼的太监，有时也得巴结巴结；他坚毅勤勉、清正廉洁，同时又具有圆滑老辣、畏葸退缩的一面；他表白自己“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

，其实他争的东西可多了，比如对待李鸿章，几乎事事都要与他针锋相对，其实，他的勇于任事，敢为天下先也是一种“争”

；督任两广时，为筹集款项，张之洞竟开“闱姓”

之赌，从中抽取捐税百万两，用于修复黄浦船坞、建造巡河炮轮、订购布机等，但开赌无疑使得两广赌风愈甚，风气愈加败坏；他在《劝学篇》中将社会变革圈定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当八国联军入侵之后，严峻的现实使他深深认识到，如果再不厉行变法，比维新派更为激进的革命党起，清朝将面临皇位不保之危局，于是，张之洞又力促清廷实行君主立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