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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 逸轨的新政（第12页）

于是，关于张之洞的定论，便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说他是反对洋务的清流派，更多的人则将他定位于后期洋务派领袖，所谓“洋务派殿军”

是也；有人说他是顽固守旧之人，也有人说他是改革变法之新人；有人骂他是清政府忠实的“走狗”

，更多的则说他是清王朝的掘墓人……其实，以上所言皆为事实，张之洞就是这样一位集新与旧、西与中、洋务与清流、改革与保守、开放与顽固等多重矛盾于一身的时代风云人物。

他刚刚去世两天，《时报》便有一篇文章写道：“张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

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之洞、张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者，又孰不与曰张之洞、张之洞哉。

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也。”

近年出版的《张之洞幕府》一书，更是相当精辟地概括道：“他的人格特征是政治上忠君，事业上趋新，文化和伦理上恋旧，趋新与恋旧的矛盾心态伴随他的一生。”

张之洞自1907年离鄂进京，武汉乃至湖北的近代化势头就开始下降了。

封建人治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人存政兴、“人走茶凉”

、人亡政息。

然而，张之洞所开创的新政事业已在武汉扎下根来，虽缓慢却执着地从根本上改变这块古老、传统而板结的土地。

湖北新政从经济、军事到教育的整体性改造，必然渗入上层建筑，导致湖北地区文化思想的逸轨；这种脱离传统惯性轨道的先进文化思想又反过来作用于广大社会，诱发社会各阶层的裂变；因分裂变化而出的绅士、商人、学生、官兵联合形成一股势力强大的力量，他们一致要求冲决封建专制的罗网。

因此，辛亥革命的种子只有在武汉，才能找到最为适宜生存、发展的土壤。

干柴遇上火苗，顿时熊熊燃烧，辛亥革命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在武汉爆发了。

烈火随即席卷、蔓延开来，一时间火光冲天，燃遍全国……湖北新军在这场推翻两千多年封建皇权的斗争中充当了直接掘墓人的角色，如果没有这样一支新型的武装力量打响起义第一枪，然后以其强大的实力在张之洞的得意门生黄兴的率领下与北洋清军抗衡鏖战，革命火焰不仅难以点燃，即使燃烧，也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反动势力残酷扑灭。

因此，只要提及武昌首义，提及辛亥革命的成功，人们总要“吃水不忘挖井人”

地念叨张之洞几句，说他是“种瓜得豆”

，事与愿违。

从进入翰林院的那一天起，张之洞就开始进行着挽救清廷命运的努力，并将个人才干发挥到了一种少有的极致。

比如编练新军，他的最初之意，在于抵御外侮，维护清朝统治，而实际效果则是加速清廷的覆亡。

孙中山对此意味深长地说道：“以南皮（即张之洞）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革命家。”

武汉当时一首流行的道情曲更是风趣十足地唱道：“笑，笑，笑，笑那孤忠自矢的老香涛（张之洞字香涛），把满清的铁桶江山断送了。

你为甚废绿营多把汉兵招？你为甚办铁厂多把洋枪造？你为甚停科举打破读书牢？你为甚兴学堂聘请洋人教？只弄得晨钟暮鼓连城动，美雨欧风匝地高，种下了革命根苗。”

湖北新军能够立下颠覆清王朝的不朽功勋，实与张之洞的“清流”

人格密不可分。

张之洞为官一方，从不培植党羽。

他训练军队，也从未想过要将其练成一支属于私人的“张家军”

，从而拥兵自重。

他在山西即开始筹办练军，在广州建广胜军，在两江编自强军，在湖北练新军，全是人一离任，军权即行拱手交出，这也是他与近代其他军阀的本质区别，衬托出他的高风亮节。

此外，他对新军中的革命思想也未加严格限制，于会党成员也未大肆搜捕镇压，只要你不闹腾得那么过分，他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于那些“露出马脚”

的革命党人，一般开除了事，并不严加深究。

哪怕镇压威胁清廷统治的“自立军”

，“挥泪”

杀掉曾是他两湖书院学生的首领唐才常，也没有扩大范围，只是遏住势头，尽可能地做到“内部消化处理”

。

其实，哪怕他曾经有过的失误，其中也蕴含许多值得吸取的经验与教训，于今天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而言，是一笔不可小觑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