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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 逸轨的新政（第9页）

感慨万端之际，张之洞灵思泉涌，情不自禁地泼墨挥毫：“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

斯人已去，风范永存。

湖北民众为感念张之洞督鄂功绩，集资雕刻张之洞石像，为他专建抱冰堂（张之洞号抱冰）、风度楼（后改名奥略楼），又修张公祠，再立张公亭，并将他主持修筑的后湖长堤名为“张公堤”

，将抗战前夕武昌修筑的一条马路命为“张之洞路”

，不少百姓家中还供奉着张之洞的牌位……

四

学习西方实行新政，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要持久深入，就会从细节到局部乃至整体发生全面变化，从技艺器械到思想层面乃至整个社会制度出现本质更新。

随着洋务运动的步步推进与深入，张之洞的思想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特别是甲午一战，竟然败给大清王朝向来都不放在眼里的小小岛国日本，强烈刺激使得张之洞产生了变法自强的迫切愿望。

这种顺乎时代潮流的积极变化，被维新派人士视为同道。

事实上，张之洞不仅赞成维新主张，还用行动予以支持——康有为成立强学会时，他慷慨解囊，主动捐银五千两，并在某些方面共同合作。

不久，强学会操之过急的改革措施便与张之洞的稳健风格发生冲突，二者开始貌合神离。

随着维新派的日趋激进，梁启超大力倡言民权，猛烈攻击清廷专制统治，对洋务活动也频频发难指责，张之洞气恼之余，不禁忧心忡忡。

就本质而言，张之洞是一传统守旧之人。

迫于危难的情势，在有限的空间与范围之内，他也确曾不遗余力地施行改革，但其前提是不危及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不损毁中国传统道德与文化思想，正所谓“图自强，御外侮，挽权利，存中学”

也。

维新派越走越远的行为主张，不仅与其初衷发生严重分歧，更让他坐立不安的是，当初的赞同与合作，极有可能危及自身，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

凭他的智慧才能，以及久经官场的老练与敏锐，他发现，当时最为关键的人物——慈禧太后，对维新派的主张与行动迟迟没有明确表态。

面对慈禧太后的沉默，洞悉清廷底蕴，善于揣摩人心，“深知西太后好恶”

的张之洞感到事情极为不妙，他似乎听到了阵阵咬牙切齿与磨刀霍霍的可怕声音，看到道道杀机与股股血光直逼而来。

为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张之洞不得不预作防范，赶紧抽身而退，与维新派划清界限，“旗帜鲜明、立场坚定”

地站在慈禧一方。

这不仅是张之洞的悲哀，晚清所有大臣，哪怕干臣、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也不得不“好其所好，恶其所恶”

，听凭慈禧太后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谁也奈何她不得。

1898年5月，张之洞不失时机地抛出洋洋洒洒四万多字的《劝学篇》，一面上呈光绪皇帝，一面在《湘学报》上连载，公开表达他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分道扬镳的鲜明态度。

这既是一项自保之术，也是张之洞出乎本心的一种作为，并非人们认为的那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全然出于谋略机诈、工于心计与首鼠两端。

《劝学篇》一出，立即得到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高度肯定与重视，“谕令各省广为刊布”

。

在清廷的大力推导下，《劝学篇》不胫而走，十日内三易其版，前后印行多达二百余万册，后又译成英文、法文在海外出版，一时间风行海内外，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晚清风云激**，社会剧变，人才辈出，但能够真正做到集文治武功与文章学术于一身的，唯有曾国藩与张之洞两人而已。

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輏轩语》《书目答问》《劝学篇》等书中。

仅就思想理论而言，张之洞较之曾国藩，要显得更为独到，更加系统，特别是晚期的《劝学篇》，可视为他政治思想、经济军事、文化学术、教育外交等方面的思想理论之总结。

对于这样一部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重量级作品，在此有必要稍加阐述与介绍。

张之洞贯穿《劝学篇》之始终的主要内容与核心思想，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中体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