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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 逸轨的新政（第10页）

这一主张并非张之洞首倡，早期维新人士冯桂芬于三十多年前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他也不是最早的实践者，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发展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开创大规模学习西方之先声；然而，张之洞却是“中体西用”

的理论总结者与力行实践者。

将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集于一身，近代中国没有任何一人超乎张之洞之上。

因此，后人只要提及“中体西用”

论，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张之洞。

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就是在新与旧、古与今、中与西、保守与激进之间，寻找一个相对平衡的支点。

因此，“中体西用”

一方面抨击守旧派抱残守缺，顽冥不化，不知变通；另一方面也指责维新派菲薄名教，一味求新求奇，不知固守之本。

在《劝学篇》中，张之洞的学习西方，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相比，实有所推进与发展，除技艺、器物层面外，他主张采纳若干“西政”

。

但他提倡的“西政”

，并非西方民主政治，而是与近代工业相关的社会设施。

他在《劝学篇·外篇》中对西政、西艺做出明确界定道：“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

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

基于这种划分，张之洞的“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

之举措，也仅停留在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十一条。

哪怕这些经张之洞认可而亟须采用的“西法”

，一旦施行开来，他也担心会影响到“上层建筑”

的层面，有损孔孟之道。

于是，他在《劝学篇》中再三强调，要“保国、保教、保种”

。

“保种”

，即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与独立，值得大力提倡；而所谓的“保国”

，则是保大清，稳固清王朝的统治地位，不使之动摇崩溃；“保教”

，更是维护儒家孔教的至尊地位，奉“三纲五常”

为圣道，“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

，极力排斥诸子百家，排斥西方民主自由思想。

张之洞眼里的中学，只有儒家思想，并且局限于董仲舒以降的天道—三纲—君主制；而他理解的西学，仅包括他所理解的西政、西艺及西史（西方国家历史）三个部分。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

论，其实质就是在封建专制皇权的框架与体制内，将儒家学说的一个支流视为中华文明全体，引用西方的物质器械、实用技术，作些修修补补的变革。

犹如一个裹着沉重头盔铠甲的羸弱病残之躯，竟误将盔甲视为万能之宝，以为可以抵挡刀箭枪炮的攻击，可以防止各种病菌的侵袭，可以战胜形形色色的敌人……殊不知，正是这身沉重的头盔与陈旧的铠甲，束缚了病体的痊愈，阻碍了前行的步伐。

五

以署理山西巡抚为标志，张之洞逐渐抛弃清流派的务虚空谈，过渡为地地道道的洋务派。

但是，长达六年之久的清流生涯，已积淀在他的意识深处，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一到关键时刻，其“清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