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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思想家的火光（第1页）

第三辑　思想家的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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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理学的扩展与困境

一

说实话，我以前一直不喜欢甚至有点讨厌朱熹。

这种不喜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他的形象，在我心中，总是那么一副引经据典、教化他人、迂腐古板、枯燥乏味的模样；二是他的虚假伪善、言行不一，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朱熹无时无刻不在强调“革尽人欲，尽复天理”

，可据同僚揭发，他不仅引诱两名尼姑为妾，还使得一名寡妇怀孕。

朱熹无法抵赖，只好向皇帝谢罪，自我贬抑一番，说自己是“草茅贱士，章句腐儒”

，只知“伪学之传”

，不识“明时之用”

，这才得以过关；三者，便是经由朱熹等人由儒学改造而成的理学对整个民族的桎梏与戕害。

“三纲五常”

“三从四德”

的封建礼教束缚了中华民族的创造与个性，无数女子的美丽青春与宝贵生命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的摧残下如鲜花般凄然飘落、凋零委地，理学所倡导的伦理道德实则只有幼辈道德、家庭道德与国民道德，而无长辈道德、社会道德与政府道德，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追根溯源，这种认识与心态的形成，我以为在很大程度上与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学时期有关。

那时候，正赶上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

“评法批儒”

运动，朱熹作为“孔子第二”

的儒家领袖、反动道学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其声讨之猛、攻击之烈，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可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其创伤之巨、影响之深，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比拟……一颗年轻的心灵，接触的全是从历史深处翻检而出的关于朱熹的破烂玩意、反面渲染及不良影响，对他产生恶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我年轻时所认识的朱熹，只是他那漫长人生中的一个侧面而已。

朱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是一个具有抽象意义的符号，更是一个由许许多多的侧面与层次，包括正面与背影所构成的复杂综合体。

所谓正负相生、正反相依、真伪相伴，只有具备多重视角、多种维度，才有可能见到一个丰富的、立体的、完整的朱熹。

然而，早年形成的观点、产生的情感、打下的烙印是那样深刻，得需长时间的弥合与校正，才有可能走向客观、真实与全面。

一段时间，我曾有缘对朱熹的学说与思想进行过一番了解与研究，然后，我不得不发出一声“博大精深”

的浩然长叹。

除读书之多、著书之多、书中所涉问题之多无人企及外，我敢说，朱熹还是中国古代唯一有别于传统思维模式，将抽象与思辨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构建了庞大知识结构与认识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从理性上认识、折服是一回事，而感情的认可与接纳却又是另一码事。

只要想到朱熹，我眼前浮现着的，总是一副脸皮紧绷、俨乎其然的腐儒形象。

直到2003年7月游览武夷山时，读到朱熹描写武夷山九曲溪的长诗《九曲棹歌》，这才发现他那有别于古板刻薄、不苟言笑的另一侧面。

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著述、讲学长达四十多年之久，与武夷山有着难以割舍的深厚情缘。

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曾题写道：“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武夷山之于朱熹，正如泰山之于孔子，既是他们的生命之源，也是他们学说的发祥之地；泰山、武夷山是两座自然的巍峨山峰，孔子、朱熹则是中国古文化的两座巍峨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