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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生活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第8页）

。

因之，生活极不安定，宿舍屡有更变。

在厦门四个月，因为“不合时宜”

，搬来搬去，终于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虽对着春秋早暮景象不同的山光海气也不甚感动，所不能忘怀的，倒是一道城墙，据说是郑成功的遗迹。

“一想到除了台湾，这厦门乃是满人入关以后我们中国的最后亡的地方，委实觉得可悲可喜。”

（《华盖集续编》）到广州后，起初他和我同住在中山大学中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通称“大钟楼”

，后来搬出学校，租了白云楼的一组仍旧合居。

“……我这楼外却不同：满天炎热的阳光，时而如绳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蛋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

也仿佛觉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

然而我却渐渐知道这虽然沉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

（《小约翰·引言》）诸位请读《两地书》，及《三闲集》里的《怎么写》《在钟楼上》两篇，便可以知道那时期他的生活的大略。

我不知道他在厦门大学担任什么科目，至于在中山大学，则任文学论和中国文学史等，因为选修文学论的学生人数太多，以致上课时间排在晚上，教室用大礼堂。

这期的著作如下：

通讯《两地书》（与景宋合著）

回忆文《朝花夕拾》（后半部）

杂感集《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附在《华盖集续编》之后）

杂感集《而已集》

讲义《中国文学史》（未完）

七、上海工作时期，四十七至五十六岁（十六年秋—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即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国家大事有十七年的北伐成功及五三济南事件，二十年九一八后东四省的沦亡，二十一年“一·二八”

上海之战。

这十年之间，国难的严重，日甚一日，鲁迅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政治的不上轨道，上海文坛的浅薄空虚，一点也不肯放松，挺身而出，“奋笔弹射，无所避回”

，于是身在围攻，禁锢之中，而气不稍馁，始终奋斗，决不屈服。

这时期可以称为短评时期。

他的短评，都像短兵相接，篇篇是诗，精悍无比。

不识者奚落他，称之为“杂感家”

，殊不知这正是他的战士生活的特色。

他不想做什么领袖，也没有“藏之名山”

的意思，以为一切应时的文字，应该任其消灭的。

《热风》序文里说得好：“……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

这正是我所悲哀的。

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疥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所以他的十多本杂感集大都是应时而作，只要时弊快快去掉，则他的文字本来愿意欢欢喜喜地消灭。

上海不是个好住处，不说别的，单是空中的煤灰和邻居的电线电收音，已经够使他心烦气闷了。

他常对我说，颇想离开上海，仍回北平，因为有北平图书馆可以利用，愿意将未完的《中国文学史》全部写成。

它的大纲早已成竹在胸，分章是《思无邪》《离骚与反离骚》《药与酒》……他的观察史实，总是比别人深一层，能发别人所未发，所以每章都有独到的见解。

我们试读《而已集》里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便可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