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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02（第5页）

同书四二《方岳贡传》略云：

方岳贡，字四长，谷城人。

同治修《谷城县志》五《耆旧门·方岳贡传》云：

方岳贡，字禹修，号四长，谷城人。

又，《陈忠裕全集》卷首《自撰年谱》“崇祯二年己巳”

条云：

时相国谷城禹修方公守郡，有重名，称好士。

试诸生，拔予为第一。

考之，知是方岳贡。

方氏在崇祯六年、七年间，虽已极赏大樽，然未必深知辕文。

河东君于此时已才艳噪于郡会，自必颇涉招摇，故禹修欲驱之出境。

此驱逐流妓之事，亦为当日地方名宦所常行者，不足怪也。

河东君之请辕文商决，其意当是欲与辕文结婚。

若果成事实，则既为郡邑缙绅家属，自无被驱出境之理。

否则亦欲辕文疏通郡守，为之缓颊，取消驱逐出境之令。

殊不知辕文当时不能违反母意迎置河东君于家中，又不敢冒昧进言于不甚相知之郡守，于是遂不得不以“姑避其锋”

之空言相搪塞，而第二度爱情之考验，辕文竟无法通过矣。

以河东君之机敏，岂不知辕文此时处境之难？然爱之深者望之切，望断而恨生；更鄙辕文之怯懦不肯牺牲，出此激烈决绝之举亦事理所必至。

辕文当时盖未能料及，因骇愕不知所措也。

此事之发生，其可能之时间殊难确定。

虽至早亦可在崇祯五年壬申，然此年之可能性不多，故可不计。

就常情论，疑在崇祯六年癸酉，或七年甲戌。

依上文所推测，河东君出自周家，流落松江，至早或在崇祯四年辛未，而最可能则在五年壬申。

白龙潭寒水浴之考验，亦最可能在五年冬季举行。

但辕文因第一次之考验及格，遂与河东君交好。

自此时起至其母施孺人怒责，因而稍疏之时止，其间当有将及一年，或一年以上之时日，在此两时限之间，方四长必尚无驱逐河东君出境之令，故四长出令至早当在崇祯六年之秋，至迟则在崇祯七年也。

若在崇祯六年秋间，恐与《陈忠裕全集》一五《陈李唱和集》中《秋夕沈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

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余三人者皆有微病不能饮也（七律）二首》之二云“已惊妖梦疑鹦鹉，莫遣离魂近杜鹃”

有关。

此两句诗意盖谓河东君在周家已如杨玉环之鹦鹉，几被杀而放逐。

今则又不可如杜鹃之啼“不如归去”

，而驱逐出松江之境，归去原籍吴江盛泽镇也。

若禹修出令在崇祯七年，则或更与大樽《集》中崇祯八年春间及首夏为河东君所作诸诗词有关。

此端俟下文考河东君与陈氏之关系时再详论之。

至于方氏此令是否执行，今虽无以确知，然除上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言，崇祯九年丙子河东君实居吴江盛泽镇外，其他时间就所确知者，如崇祯七年甲戌及九年丙子曾游嘉定，十二年己卯春间至十三年庚辰春间曾在杭州，是年又曾养疾嘉兴，复于冬间至十四年辛巳春间居常熟，则俱为短期旅行或暂时访问之性质，而河东君于崇祯十四年春间至仲夏六月七日与牧斋结缡以前，固住在松江。

其时任松江知府者，仍是方岳贡。

职此之故，颇疑驱逐之令未成事实，当由倩人为之缓颊所致，而其间必有待发之覆，自无疑义也。

辕文自失爱于河东君后，终明之世，未能以科名仕进致身通显。

明季南都倾覆，即中式乡会试，改事新朝，颇称得志，而河东君则已久归牧翁，《东山酬和集》之刊布，绛云楼之风流韵事，更流播区宇，遐迩俱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