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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传统与走向近代 章太炎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1（第2页）

第二是关于中国边疆史地的考察与撰述。

鸦片战争及其结局，以及其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引起了政治家们对中国边疆事务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史学家们对边疆史地的关注。

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史学家把关于边疆史地的考察与撰述推向了一个新的**。

张穆所著《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所著《朔方备乘》、姚莹所著《康輶纪行》等几部书，是这方面的杰作。

它们的宗旨都是留心世务，或“稽史籍，明边防”

[3]，或“兼方志外纪之体，揽地利戎机之要”

[4]，或“就藏人访西事”

[5]以应付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西藏的种种图谋。

如果说关于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和撰述，使史学家们感到痛定思痛的话，那么关于中国边疆史地的考察与撰述，则使史学家们感到无比的忧虑，他们对于国家领土和疆域的关注已经达到了无法自安的地步了。

第三是关于外国史地的研究和撰述。

其动因也是由于鸦片战争及其结局的刺激而滋生出来的。

林则徐是这方面的最早的自觉人物，他主持编写的《四洲志》开其先声。

其后，魏源所著《海国图志》、梁廷枬的《海国四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王韬的《法国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先后面世，其影响所及，超出了中国的范围。

中国史学家为救亡图强的形势所迫，起而研究外国史地，这是中国士人的一大进步。

这些著作的基本主旨，是在“夷务纷纷”

[6]的现实面前，力图改变中国士大夫“坐井观天”

、“暗昧无知”

、“拘迂之见”

、“茫昧自安”

的陈腐状态，倡导“于外夷之事，不敢惮烦”

[7]的精神，而通过对法国的制度、日本的崛起的描述，也确使中国一些士大夫开阔了眼界。

这些著作同此前中国史学关于域外情况的记载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前者是自觉的撰述，后者不一定是自觉的撰述；前者具有探索的性质，后者大多是游记的性质；前者出于致用，后者多属记异。

总之，二者虽有历史联系，但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差别的。

第四是关于史学本身的反思和论述。

以上所述三个方面的撰述，即鸦片战争、边疆史地、外国史地，都是关于客观历史方面的，它们从研究内容、对象等方面反映出中国史学的变化。

这里要说明的，是史学自身在理论、方法上提出的新观念、新认识。

这就是说，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这一幕幕屈辱的历史，刺激了史学家们去研究一些和现实关系密切的历史；同时，也刺激了史学家们去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史学自身怎样担负起救亡图强的历史使命。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关头，在传统史学与西方近代意识的激烈冲突中，中国史学家提出了“史界革命”

的号召。

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1901年）和《新史学》（1902年）二文，就是“史界革命”

的两篇檄文。

《中国史叙论》是作者计划撰写一部中国通史的理论构想，多着眼于“中国史”

范围提出理论问题，并加以阐释。

凡八节，其次第是：史之界说，中国史之范围，中国史之命名，地势，人种，纪年，有史以前之时代，时代之区分。

《新史学》是作者在《中国史叙论》的基础上，就普遍的史学理论问题做进一步阐发，所论诸项，仍以中国史学居多，但在理论上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故作者以“新史氏”

自称，呼吁“史界革命”

，倡导“新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