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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传统与走向近代 章太炎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1（第3页）

全文六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

二文节目多有异同，然基本思想前后贯通，内容互相补充。

梁启超在这两篇论文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近代的历史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结合中国史学的历史，提出并且阐述了这样一些史学理论问题：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关于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关于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批判，关于撰写中国通史的构想，等等。

梁启超的“新史学”

理论体系，尽管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尽管多源于西人、西史之说，但它通过中国史学家的论述并结合改造“中国之旧史”

的明确目的而提出来，在中国史学发展，尤其在中国史学走向近代过程中，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它标志着传统史学在清代后期之延续的历史的结束，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学在理论上的初步确立。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国之旧史》结尾处写道：“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

在戊戌政变和《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

，倡言“新史学”

，并把它同救国联系起来，反映了史学发展终归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一客观规律。

二、章太炎史学思想之一：怎样看待中国古代史学

20世纪初年，在史学上能与梁启超比肩而立者，大概只有章太炎一人。

章太炎不以治史为主，但这个时期他在史学上的贡献却是十分重要的。

如前所述，梁启超可谓是把民族危机与史学变革结合起来的自觉者和先驱者。

他说的“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虽然过分夸大了史学的社会功用，但其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

当然，对传统史家（古代史家）进行重新认识、重新评价，是“史界革命”

不能回避的事情。

应当公正地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走得太远了，他的“新史学”

理论对此似乎完全失去了理性。

他在《新史学》中论“中国之旧史”

有“四蔽”

、“二病”

。

“四蔽”

大体近之，“二病”

似少分析。

他认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

“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

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耳。”

中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腊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

读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