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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传统与走向近代 章太炎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1（第5页）

衡阳（王夫之）之圣，读《通鉴》、《宋史》，而造论最为雅驯，其法亦近演绎；乃其文辩反复，而辞无组织，譬诸织女，终日七襄，不成报章也。

若至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斯人暗焉不昭矣。

王（鸣盛）、钱（大昕）诸彦，昧其本干，攻其条末，岂无识大，犹愧贤者。”

[9]这一段话，从司马迁、荀悦到王鸣盛、钱大昕，对许多有影响的史家予以评论，而于评论中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都表述得极简要、真切，其间包含着对古代史家得失的辩证认识。

尤为难得的是，章太炎从方法论上对前人做出评价，认为《通典》和《文献通考》近于分析法，《读通鉴论》、《宋论》近于演绎法。

他还肯定了杜佑史论“简短”

、王夫之史论“雅驯”

，批评了马端临的“持论鄙倍”

、王夫之的“辞无组织”

。

他认为乾嘉时期历史考证学是“昧其本干，攻其条末”

，等等。

总的说来，章太炎对传统史学是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做具体分析，不一概肯定，也不一概否定。

从上面这些评论来看，除对王、钱诸人的评价尚可商榷外，所论大致近是。

而其字里行间，亦颇多“近世”

意识与语境，并非以古论古之见。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有较多的理由和较充分的根据认为：在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程中，章太炎的史学思想，确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三、章太炎史学思想之二：关于新型《中国通史》的构想

章太炎同梁启超一样，也曾经计划撰写一部《中国通史》。

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发表后，他曾致书梁启超表明了这种意向，认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10]他在致吴君遂书中，也再三说到关于通史撰述的问题。

章太炎关于编纂《中国通史》的思想和计划，见于重订本《訄书·哀清史》篇的附录，即《中国通史略例》和《中国通史目录》。

上文讲到，章太炎对历代正史不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是他不同于梁启超的地方。

章太炎说的“史其将斩乎”

，是指“清史”

而言，故有《哀清史》之作。

他认为：清史之作，“大凡纪传，财成于史馆，直载其事，顾不详其所因缘。

私传碑状，虽具道委曲，大氐谀诬也。

且贞信以婴戮，则国史不列；便辟以遇主，则草野不讥；朱紫玉石，贸然淆矣”

[11]。

他在另一篇文章《哀焚书》中尖锐地指出：“焚史隐恶，至今而弥甚。”

“长国家者不务子孙万世之计，而肆忿悁于一眴。

方是时，则诚满志矣。

数世而衰，而斧柯之伐，其则不远。”

[12]他对庚子之变后，清皇朝诏焚《中西纪事》、《海国图志》等书，尤感悲哀。

他的这些话，固然包含着反清革命的**，但确是揭露了清皇朝对撰写本朝史与涉及本朝史之著述的控制之严，并举出不少实例予以说明。

这当是章太炎立志撰写《中国通史》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