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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传统与走向近代 章太炎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1（第6页）

章太炎关于撰写新型的中国通史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其要点有以下数端：

第一，慎重处理“义法”

与“事迹”

的关系。

对于完全更改传统史学、“义法”

的主张持慎重态度，他写道：“或曰：西方晰人之史，种别为书。

若汉之十志，与《儒林》、《货殖》诸传，述其委悉，皆可令各为一通，与往者二十二家异其义法。

今作史者，方欲变更，虽斩焉无忧也。

抑吾未闻事迹不具，而徒变更义法者。

夫近事闻其省，不闻其敕，故骋而上襄，以造《中国通史》。”

[13]可见，他认为仿效“西方晰人之史”

，必以阐述“事迹”

为基础；若“事迹不具”

，仅仅“变更义法”

，是不可取的。

梁启超批评“中国之旧史”

有四蔽、二病，但如何在“新史学”

的撰述上加以改进，还须费一番气力。

如前所述，章太炎对于古代史家撰述之长短、得失、优绌等，有所分析，而他所撰《中国通史》的主要宗旨是“镕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

[14]。

以今言之，即一方面注重理论，一方面又注重发掘新的史料。

第二，主张“分时”

与“分类”

相结合。

他指出：“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国则惟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封画：二者亦互为经纬也。”

即以事类为经、朝代为纬，互相补充。

他认为划分时代的作用，“斯在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

；条其事类即“各为科目”

的作用，在于“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进退，皆可以比较得之”

。

他还从教学与研究两个方面指出了分时和分类的优长：“分时者适于学校教科”

，“分类者为成学讨论作也”

。

[15]他提出的这个认识，在中国通史撰述的历史和理论上，均属首创，至今仍有现实的意义。

第三，认为对于史书体裁的变革要“能破”

、“能立”

，做到“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