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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传统与走向近代 章太炎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1（第7页）

。

章太炎认为，“史体变迁，亦各殊状”

，其中应以反映思想进化为主。

他指出：“所谓史学进化者，非谓其廓清尘翳而已，己既能破，亦将能立。”

破与立主要不在外在形式，而在研究中贯彻自己的新见解，这就是他说的“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

[16]。

章太炎是赞成“新史学”

的，但他的见解显然比梁启超《新史学》所提出的一些看法要深刻得多，包含着批判继承史学遗产的自觉意识。

章太炎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提出了他关于《中国通史》的结构：一是《表》，记帝王、方舆、职官、师相、文儒；二是《典》，记制度；三是《记》，记重大事件始末；四是《考纪》；五是《别录》，记与政法、学术、种族、风教有关的人物。

[17]这是由五种体例结合而成的一部综合体《中国通史》的框架。

清初马骕《绎史》，已有此意，但他还局限于传统史学的藩篱之内；而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结构，却注入了“新思想为主观”

的历史哲学，反映了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在中国通史撰述构想上的新发展。

第四，提倡中外比较和“旨在独裁”

的史学方法与治史风格。

章太炎认为：“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

举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

，都应予以吸收；而“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

。

他主张充分利用神话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的新材料，参考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以扩大史料的范围、丰富历史研究的理论。

章太炎尤其强调中外历史比较研究的史学方法，认为：“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

这些认识和方法，都反映了以“新思想为主观”

的原则。

章太炎强调指出：“今修《通史》，旨在独裁，则详略自异。

欲知其所未详，旧史具在，未妨参考。”

他说的“旨在独裁”

，是认为治史应提出独立的创见。

司马迁首倡“成一家之言”

，刘知幾主张“独断”

之学，章学诚赞扬“别识心裁”

，都力主创新开辟，自成一家。

章太炎“旨在独裁”

，正是这种治史风格的继承和发扬。

他认为：“苟谓新录既成，旧文可废，斯则拘虚笃时之见也已。”

[18]这说明他的“旨在独裁”

的创新精神又是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在一起的。

综上可见，章太炎关于撰述《中国通史》的理论和方法，有的已超出它本身的范围而具有普遍的意义。

四、章太炎史学思想之三：“当窥大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