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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和器局（第11页）

，白先生现身说法讲道：

我们历史工作者，是不是有很多人考虑历史教育的问题，我还不敢说。

从我个人来讲，在历史系工作了好几十年，一直到最近两年才考虑教育问题。

我过去对历史研究考虑得多，对历史教学考虑少了一些，对历史教育就没有考虑。

我们历史研究的成果，历史教学的成果，对历史教育有影响，这是不错的。

但是主观上自觉地考虑教育问题不够。

这反映我们的学术工作、教学工作还是有学院式的味道，眼睛没有看见我们的工作对国家前途的关系，没有看见对于培养下一代人的重要意义。

就这一点讲，我们的工作是有缺点的。

[35]

他的这些话，是真正的肺腑之言。

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中，白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文章、谈话有20篇之多，这在史学家中是少见的，可见他对历史教育的认识，确已发展到很高的境界。

他在1982年还出版了《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一书，在此书的题记中，白先生坦率地表明他对历史教育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他写道：

我从事教育工作已有四十四年。

从事历史研究工作，还要多几年。

这实际上，不管我持的立场和观点怎样，都做的是历史教育的工作。

但长期以来，我只是简单地认为，这是传播历史知识的工作，是客观地研究历史问题的工作，没有自觉地把这个工作跟现实联系起来，没有认识到这是历史教育的工作。

一直到最近几年才意识到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应该把史学工作跟教育工作联系起来。

[36]

作为一代著名史学家，白先生如此真诚地检讨自己，无情地“解剖”

自己的思想，使我们这些做学生的着实感到惭愧和内疚，从而激发起我们在历史教育方面去做更多的工作的热情。

时下，关于“历史”

方面的“讲坛”

在在多有，为历史结论“翻案”

的“新论”

层出不穷，这自然是打着“观众需要”

的旗号，但这旗号的背面恐怕还是隐约地写着“媚俗”

和“效益”

的注释。

面对这样的情况，有责任心的史学工作者，真的应当像白先生当年那样，严肃地思考历史教育问题，并把这个问题同自己的工作、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以此告慰九泉之下的白先生！

白先生的通识和器局，不仅在通史、民族史、史学史领域“自为经纬”

，而且贯通于这几个领域之中：他主持的通史编纂，不仅包含着丰富的民族史思想，而且体现出史学史中历史编纂的优良传统；他主持的民族史、史学史撰述，则蕴含着通史的背景和底蕴。

不仅如此，他的通识和器局，还反映在他的教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之中，并在许多方面付诸实践，收获了丰硕的成果。

明清之际的黄宗羲这样说过：“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

又说：“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之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

[37]我跟随白先生学习、工作多年，时时也在思考先生治学之宗旨，为的是希望早些摸索到“入门”

处。

然思之愈久，则愈觉先生之高不可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