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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和器局（第4页）

或“汉族统治者”

和“中国”

之间画上等号。

后一个办法采用的结果，却恰恰相反。

它可能使本国史有丰富的内容，可能使本国史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可能使本国史告诉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的历史的由来。

第三，前一个办法可能引导我们把本国史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孤立地看，不能把历史和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

后一个办法，恰巧相反，是要求我们从了解现在社会生活的意义上去研究历史的。

从这三点来说，用皇朝疆域的观点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错误的办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正确的办法。

我们应该消灭前一个办法。

我们应该建立后一个办法。

[10]

白先生关于对历史上中国国土问题的处理意见，既考虑到历史上的发展形势，也考虑到新中国的现实状况，是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从而克服了对于国土问题的片面性认识，同时也正确地回答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

他的这一见解，被许多同行所认同，对于新中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90年，白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就“统一多民族国家”

，讲了3个问题：“一个是统一规模的发展，一个是统一意识的传统，一个是‘一’和‘多’的关系。”

[11]其核心思想，仍然是“统一”

和“多民族”

的问题。

可见，在40年中，他的民族观是始终围绕着这一条主线一以贯之的。

白先生关于民族史的见解以及如何进行民族史研究，有许多精辟的论点和重要的设想，这些论点和设想，在民族史研究领域产生了突出的积极影响。

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白先生的3篇文章，一篇是《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的讲话》（1981年），一篇是《说民族史——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召开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还有一篇是《关于民族史的工作——在中国民族史学会上的讲话》（1988年）。

在这几篇相互关联的文章中，白先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

首先，是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

针对学术界久已存在的友好合作、互相打仗这两种对立的说法，白先生指出：

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

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

在民族关系史上，我看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

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

我看这是主流。

这一点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当然，历史发展是波浪式地前进、螺旋式地前进，有重复、有倒退，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总会有曲折、有反复，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但总的讲，我们各民族的共同活动，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这种情况，在某些地方可能是有意识的，在另一些地方也可能是无意识的。

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它都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份贡献。

可能有的民族贡献多一些，有的民族贡献少一些，有的更重要一些，有的不太重要。

这大概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