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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和器局（第7页）

我们民族史工作者，各有自己的专史、专题，但不能作茧自缚，要把上下古今、左邻右舍尽可能地收入眼下。

我们必须注意，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至少需要懂得一些其他有关的民族的历史，懂得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

同志们，我们的工作是必须付出艰苦劳动的工作。

但同时，我们是在进行推动历史前进的工作，意义是很深刻的。

[18]

白先生从自己的治学经验中总结出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我们这些晚辈和中青年史学工作者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思想遗产。

重温他的这些话，感到格外亲切、格外有分量。

——关于民族史的撰写形式问题。

白先生在中国史学史方面的造诣，使他能从中国历史编撰的优良传统来看待史书编撰问题。

关于民族史的撰写形式，他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

民族史的写法不要千篇一律。

不一定都写成社会发展史的形式，体裁可以有多种。

否则很多东西不易写进去，要不拘形式。

按照各民族的材料，采取适当的形式，不要写得太呆板。

不要只引用经典著作。

经典著作的结论，不能代替历史。

历史是具体的。

比如说，某个民族是哪一年形成的，不好说。

这都有个长期的过程。

写书的时候，也可以使用传说。

汉族的历史就有很多传说嘛。

写明它是历史传说就是了。

有的传说可能失真，但不能说完全无真实性。

它总有个历史的影子嘛。

提供材料、讨论，需要人多一些，但写书时无须太多人。

人多了不好办，改也不好改，总得有拿主意的人。

学术问题不能投票，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

写成的书稿要保证有一定的水平。

[19]

理论、形式、历史、传说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都是历史编纂中要碰到、要正确处置的问题，白先生也都讲到了。

可以看出，他在民族史研究方面，从一般性原则到如何着手去做，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些是他亲身的经验，有些是他的设想，都值得后人珍惜。

除了在理论、方法论的遗产方面，白先生主编的《回族人物志》[20]和《中国回回民族史》[21]也反映了他在民族史撰述上的主要成就。

三、史学史理论与史学史撰述

白先生自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从事中国史学史教学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工作，并创办了内部刊物《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即今《史学史研究》季刊）。

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认识和研究，同样显示出他的通识和器局，从而得到这一研究领域的同行的尊敬。

他在这一研究领域所表现出来的通识和器局，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对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认识和阐述。

中国史学在目录学方面有丰富的遗产，而在20世纪上半叶又有多种史部目录解题或要籍介绍的专书问世。